可是， 李大钊对于这位青年志士的认识和感情如此之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志趣 品格上的一致性。蒋卫平的品格精神，实质上也就是李大钊的品格精神。祖 国的盛衰安危，正是他们所最关心的。蒋卫平是为保卫祖国和反抗侵略而死 的，所以，李大钊在另一首七律中写道： “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 来。”——这应是生者与死者的共同心愿。中华男儿，决不许侵略者的铁蹄 踏上中国的领土! 李大钊一生都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凡是历史的现实的英雄人物，无论 古今中外，他都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他也善于学习书本以外有价值的东西， 从多方面丰富锤炼自己。他与蒋卫平的友情与精神联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证。 按照清政府钦定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的修业为5年，学生的年龄为 16—21岁。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改革潮流的衝击，特别是李大钊政治意 识的觉醒，使他不愿意再按部就班地去读完5年的中学。二年级刚读完，即 1907年的暑假，他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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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立志及与客观现实的矛盾 李大钊离开永平府中学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是他少年立志的主要标 志。 关于李大钊当时的这一抉择，他自己在殉难前的 《狱中自述》中曾有所 说明。他说：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李大钊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说明：第一，他这时已下决心以爱国和救国 为己任;第二，他已认识到，爱国救国在当时已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而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因为，如若不是这样，当时人们提出的爱国 救国方案，可谓多矣，他随便跟着拥护赞成也就够了，何需自己再下决心去 探寻;第三，他已认识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关键必须 “振奋国群”。自 鸦片战争以来，不甘心于中国落后、灭亡的人们，为挽救民族危机，早已在 提出种种改革方案和进行实践的努力，但是，都还远不能解决如何从根本上 “振奋国群”的问题。李大钊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振奋国群”紧密联繫起来， 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问题之良策，这正是他其后成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 要起点。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入所起的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在知识青年面前 摆着种种可供选择之路。但大体上说，主要有两条路：一是追求真理，寻求 民族解放与振兴之路;另一种，就是只为寻求个人升官发财之路。这也正是 每个青年在立志问题上崇高与卑俗的分水岭。 李大钊离开永平府中学后，对于个人今后的人生道路确实面临着一种抉 择。当时，除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外，另有北洋军医学校和长芦银行专修 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钊说： “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 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乃入政法。”对于 军医，李大钊说： “非我所喜”;对于能“致个人之富”的银行，“亦殊违 我意”——李大钊当时的志趣，在这里应该说表现得是很明显的。其实，这 两者都是当时某些青年的嚮往追求之所。 但是，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顺 利的、平坦的。李大钊为寻求挽救民族危机、振奋国群之良策而进入北洋法 政专门学校，可是，这个学校的根本性质、任务以及当时整个的教育宗旨与 李大钊的抱负追求，却又是恰恰相违背的。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清王朝培养 “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学校，是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所创办的，清政府明确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 只应该 “恪守学规，专精学业”，这就是学生的“本分”。否则，就是“妄 行干预国政”，就是 “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决不姑容”。李大钊的上 述追求抱负，很显然恰恰超出了清王朝规定的学生的 “本分”。 清政府还规定 “经学为必修课”，以圣贤“经义”为指导思想，为“圭 臬”，声称这是 “立国之本”。同时又规定，学生不准妄谈“进化”与“民 权自由”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否则，清王朝称这是 “摇惑人心”的“狂谬 之徒”，是 “乱党险人”的行为，将决不给他们 “本于法律”的自由。李大 钊急思 “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显然决不是清王朝规定的圣贤经义，而 恰恰正是他们所最害怕并严加禁止的 “摇惑人心”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