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感到头脑特别清爽。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的两个同伴可能和我一样，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送回到他们的舱房去了。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们同样也不知道了，如果要揭开这个秘密，我只能等待时机、听天由命了。
我想离开卧室。我是不是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还是再一次沦为囚犯？完全自由啦。我开了房门，穿过通道，登上了中央楼梯。昨晚紧闭的盖板现在又打开了。我登上了平台。
尼德·兰和贡协议已在上面等我。我问了问情况，他们一问三不知。由于睡得很死，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们发现自己回到舱房不由大吃一惊。
说到鹦鹉螺号，我们觉得它同平常一样宁静和神秘。它随波逐流，缓缓漂行。船上依然故我，似乎毫无变化。
尼德·兰目光敏锐，他看了看大海。大海一片迷茫。加拿大人在海天交接处并没有发现任何新情况，既看不到一片风帆，也看不到一寸土地。西风呼啸而过，卷起排排长浪，风急浪险，闹得船体动荡不安。
鹦鹉螺号换了空气之后，潜水平均深度保持在十五米左右，以便随时迅速返回洋面。航行一反常态，仅1月19日这一天，它就好几次升到海面上。只要船体一浮出水面，大副就登上平台，接着，他老生常谈的那句话便在船内回荡。
可是尼摩船长却没有露面。船上人员中，我只见到那位冷面无情的服务员，他一如既往，按时为我提供就餐服务，可老是沉默不语。
二时许，我正待在大厅里忙着整理笔记，船长终于开门露面了。我向他表示问候，他的答礼却难以觉察，而且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只好又埋头工作，期待他会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对我做出解释。可他毫无表示。我看了看他。只见他倦容满面，睡过之后眼睛依然发红，愁眉苦脸的样子，说明他内心有难言之痛，苦不堪言。他走来走去，坐立不安；偶尔拿起一本书，却又马上放下；他查看一下仪表，却又不作例行记录；他似乎心乱如麻，一刻也不得安稳。
他终于向我走来，对我说：
“您是医生吗，阿罗纳克斯先生？”
我没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至于我看了他许久都没有回答。
“您是医生吗？”他又问道，“您的同行中有好些学过医，比如格拉蒂奥莱、莫坎·唐东等等。”
“没错，”我说，“我是大夫，是住院实习医生。进博物馆工作之前，我还给人看过好几年病呢。”
“好哇，先生。”
我的回答显然让尼摩船长感到满意。但我弄不清他到底用意何在，只等他提出新的问题，准备见机作答。
“阿罗纳克斯先生，”船长对我说道，“您愿意给我的人看病吗？”
“您有病人？”
“是的。”
“随时准备跟您去。”
“请过来。”
我得承认，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船上这个人的病与昨夜发生的事件有某种联系，其中的奥秘与病人一样令我操心。
尼摩船长把我引到鹦鹉螺号的后舱，让我进入水手工作间隔壁的一间舱房里。
只见里面有张床，床上躺着一位汉子，四十来岁，面容刚毅，是地地道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我俯身为病人诊病。这不光是病人，而且是伤员。他头上缠着血淋淋的纱布，用两个枕头垫着。我解开纱布，伤员睁大眼睛盯着我，任我检查，却不吱一声痛苦。
病人伤势惨重。颅骨被器物击碎，脑髓外露，大脑受到深度破坏，到处凝结着血块，色如酒糟。他既受到脑损伤，又得了脑震荡。病人呼吸缓慢，面部肌肉痉挛。整个大脑都在发炎，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和运动器官瘫痪。
我给伤员号了脉。脉搏断断续续。身体末端已经开始发凉，我看死亡即将来临，看来是无药可救了。我为受难者包扎好伤口，整理好头上的绷带，转身对着尼摩船长。
“哪里会受这种伤？”我问船长。
“又有何干！”船长搪塞道，“鹦鹉螺号在一次撞击事件中折断了机器的操纵杆，正好砸在这人身上。可您对他的伤势作何诊断？”
我不好直说。
“您尽管讲，”船长对我说，“这个人听不懂法语。”
我又看了看伤员，然后回答说：
“这个人再过两小时就会死亡。”
“没有一点办法抢救他？”
“毫无办法。”
尼摩船长的手颤抖起来，眼睛流出了几滴眼泪，我原以为他的眼睛生来不会哭呢。
我又观察了一阵子垂死之人，他的生命力正悄然消失。电光照在停尸床上，死者的脸色显得愈发苍白。我看着他那聪慧的脑袋，前额布满未老先衰的皱纹，可能是长期以来积苦积难留下的深刻痕迹。我多么希望能从他双唇吐露出来的临终遗言里道破他一生的秘密！
“您可以走了，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对我说。
我告辞出来，而船长则继续留在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