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如果当不了大官，什么也干不成。他现在已经踏上第一级台阶了。
此时的南乡，把推进实施行刑管理条例当作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且，新的工作单位——东京拘留所，关押的都是那些被认为没有改造余地的被宣判了死刑的死刑犯。
关押已经被判处了死刑的死刑犯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拘留所。在执行死刑之前，死刑犯作为未决囚被关押在拘留所里，并且集中关押在新4号楼二层的死囚牢房，被重点监视起来。由于缝在死刑犯们衣服上的囚犯号码最后一个数字都是“0”，所以东京拘留所新4号楼二层，被称为“0号区”。
当管教官六年来，南乡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关于死刑的问题。他跟一般人一样，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所以刚到东京拘留所工作不久，南乡在一位保安科同事的带领下参观“0号区”时，对死刑也没有什么切实的体会。
但是，那时候同事压低声音说话的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进新4号楼二层的走廊之前，同事对南乡说：“走路时尽量不要发出脚步声，绝对不要站在死囚牢房门前。”
“为什么？”
“死刑犯会以为是来接他去执行死刑，陷入极度恐慌。”
参观完新4号楼二层之后，同事又给南乡讲了一件以前发生过的恐怖的事情。一个管教官为了办某种手续，去了一个死刑犯的单人牢房。这个管教官过于粗心大意，没有意识到他去的时候恰好是上午9点到10点之间，也就是行刑队去死囚牢接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间。管教官在铁门叫了半天也听不见动静，觉得很奇怪，从观察口往里一看，只见那个死刑犯已经大小便失禁，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了。几天后，这个单人牢房的报警器突然被举了起来。所谓报警器，也就是一块囚犯用来与管教官联络用的木牌。囚犯在牢房里往上推一下操纵杆，牢房外面的木牌就升起来了。管教官立刻跑到牢房门口，从观察口中往里面看。就在这时，那个死刑犯突然从观察口里伸出手指，戳烂了管教官的眼睛。
“死刑犯被关在死囚牢里，紧张得超过了极限。”同事对南乡解释道，“如果你不了解这种情况，就不知道如何恰当地对待死刑犯。”
南乡点头表示同意，但是，运动会上那个津津有味地吃甜点的杀人犯在他脑子里的印象太深了。那个男人杀了人，才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关在东京拘留所的死刑犯都是犯下了残酷暴行的罪犯，怎么能同情他们呢？当时南乡的想法非常单纯。
一周以后，南乡跟那位保安科同事走在拘留所的院子里，看到院子里的小树林中有一座象牙色的小屋，感觉就像森林公园的管理处。
“那所建筑是干什么用的？”南乡漫不经心地问道。
同事回答说：“刑场。”
南乡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是为执行绞刑建造的设施。漂亮的外观，与外观不协调的坚固的铁门，让看到它的人联想到残酷的童话故事。南乡心中涌上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执行死刑的任务也有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吧。那时候，在那扇铁门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自从看到了刑场那一天起，南乡下班后一回到宿舍里，就开始学习关于如何对待死刑犯的知识。其中关于执行死刑的细节，除了自己学习以外别无他法，因为即使去问前辈们，也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大家都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缄口不语。在这种背景下，有执行死刑经验的管教官只有很少几个人。
只有一位在千叶监狱时就认识的老看守的话依然回响在南乡耳边：“他们总是在黄昏时到来。那就是死神啊。只要有一辆黑色公车吱的一声停在办公室前面，就危险了。”
虽然那时候南乡不知道老看守指的是什么，但现在的他已经意识到，那辆黑色公车是来送死刑执行的命令的。
南乡开始研究如何对待死刑犯的问题时，也找到了这个制度在实际运用时的问题点。法律规定死刑犯也应该跟刑事被告人一样对待，也就是说，跟一般被拘留起来但还没有被宣判的被告人是一样的。虽然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但现实中不是这样。根据1963年法务省的内部通知，死刑犯基本上被禁止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允许与隔壁房间的犯人说话。进一步说，只有收信送信等方面的细小规则可以由拘留所所长具体掌握，很难说所有死刑犯所受待遇是公平的。
即便南乡认为对恶性犯罪者应加以严惩，他对这种做法也有疑问。法律本来应该放在第一位，但在这里，一个内部通知却更具有效力。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不能被允许的。
那时候南乡把这些矛盾当成了督促自己上进的动力。如果通过了高级考试，他的晋升就不会再受学历限制了。一旦升到了矫正管区长这样的高位，他这个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就可以和法务省的高级官僚平等竞争了。
但是，就在南乡一心一意拼命学习的时候，死神终于悄悄地出现在他面前。
正如那位老看守所说的那样，一天黄昏时分，一辆黑色公车停在了办公室前面。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穿黑色西装、手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