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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十九岁的南乡正二看到了招聘管教官的广告，广告上根本没有写管教官的工作包括执行死刑。
广告上只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工作，工作内容为：改造罪犯，引导罪犯重新做人，防止罪犯隐藏或销毁罪证，保证对拘留中的被告人的公正审判……
南乡通过了管教官考试以后，被分配到千叶监狱。在这所监狱服刑的罪犯，虽说都是初次入狱，但都是被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即LA级罪犯。
一开始南乡在保安科，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务之后，在矫正研修所接受了为时七十天的初级培训，取得了见习管教官资格。他又学习了有关法律和护身术，希望成为一名毫不逊色的管教官。
但是，南乡回到千叶监狱后，理想与现实的乖离，让他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全国的监狱一片混乱，并不是所有正在服刑的罪犯都想悔过自新，很多监狱的看守也不把囚犯当人看，对教育罪犯重新做人缺乏耐心。
虐待囚犯的看守被囚犯告上法庭，同情囚犯的看守反而被囚犯利用，结果受到了处分。监狱不再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而成了人与人钩心斗角的地方。
必须给这种混乱状况打上终止符。在大阪开始实行的《行刑管理条例》，使全国监狱的管理状况大为改观。对囚犯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囚犯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等，这是一个全面彻底监督囚犯的方针。规定全体看守必须随身携带被称为“小票”的记事本，随时记录囚犯任何细小的违规行为。
南乡被任命为法务事务官看守那年，正是日本的行刑制度迎来了一大转机的时候。
可是，南乡在履行自己职务的同时，一直对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抱有疑问。
囚犯列队时，只要往边上看一眼，就会受到惩罚。在南乡的同事里，有人蔑称囚犯为“徒刑”，有人只考虑如何完成上边下达的指标，从不考虑怎样教育囚犯，使之重新做人。
南乡深切地感到，许多同事都对这种风潮皱眉头。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致力于改造囚犯，为他们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开辟道路，进而消灭他们对社会的威胁——这些教育刑主义 [1] 的高尚理念都到哪里去了？但是另一方面，严格的规定哪怕放松一点点，囚犯中就一定会有人乘机捣乱。行刑管理条例实行之前，甚至出现过监狱里的黑社会成员深夜让看守去路边摊买拉面的怪事。
如何对待眼前的现实中存在的犯罪者？站在监狱行政管理最前线的看守们，面对的是一种左右两难的情况。
工作五年后，南乡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契机是监狱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运动会。运动会对囚犯来说是非常快乐的活动。只有运动会这天，囚犯们才会忘记与看守的紧张关系。这些成年人像孩子似的在一起赛跑，像孩子似的欢蹦乱跳。
运动会那天，南乡在运动场上负责监视参加运动会的囚犯。他突然发现这个监狱里竟然关着三百多个杀人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三百多名被害人就是被他们杀害的!
想到这里，南乡眼前的光景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些杀人犯狼吞虎咽地嚼着今天特别发给他们的甜点，个个笑逐颜开。为什么要让这些人高兴呢？要是这样的话，这些人还能想起被他们杀害的那些无辜的人吗？南乡感到自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恰在这时，南乡为了通过晋升的第一道门槛——中级考试，正在拼命学习。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刑法史。他想到了刑法史中残留下来的有关问题的历史性争论。在近代刑法的摇篮期，欧洲大陆围绕着刑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刑法史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报应刑论，主张刑罚是对犯罪者的报复；另一种是目的刑论，以教育改造犯罪者、消除社会威胁为主。这两种思想经过长期争论，最后结合两者的长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刑罚体系的基础。
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欧美诸国大都倾向于报应刑论，而日本则倾向于目的刑论。
学习这些理论的时候，南乡终于知道让自己感到左右为难的东西是什么了。那个严格的行刑管理条例，表面标榜教育刑主义，实际上是对囚犯严加管制，完全是一种形式与内容分裂的管教方针。
运动会这天，南乡在杀人犯背后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浮现过的被害人的灵魂，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他认为，惩罚犯罪者是自己的工作，只要想一想被害人，就会认为报应刑论绝对是正义的。
从那以后，南乡忠实执行行刑管理条例的管教方针开展管教工作。他通过了中级考试，结束了培训，晋升为副看守长。上级对他的评价很高，决定调他去东京拘留所。
南乡有生以来第一次执行死刑，就是在那个时候。
前往位于东京小菅的拘留所赴任时，刚满二十五岁的南乡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再晋升一级，登上更高的台阶，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在监狱管教官这个世界里，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等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