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也许刺杀者的代号可以叫做“月球”，这出戏的题目也许也可以跟月球有关，我还没想好。我说，很有意思，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想法你用得着吗？我说，看情况。他说，如果有些用的话，我没吃晚饭，也没有喝酒，没有酒实在痛苦，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证号和地址给你，我也可以把我妈在锦州的地址给你，我跑不了。我说，恕我冒昧，我想雇佣你，我现在负责这个剧，想请你做我的文学策划。他说，我可能需要一点预付款。我说，先给你两万，明天开会，地址在安徒生花园，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说，安徒生和花园我都知道，安徒生花园不知道。我说，地址一会发给你，明天十点开会，我是处女座，我不喜欢别人迟到。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我属狗的，只要有吃的，我就会准时。
第二天我到时，疯马已经到了，他穿了一件鸽灰色的旧风衣，里面是一件蓝色高领毛衣，深蓝色的彪马运动裤，一双看上去应是春天穿的黑白相间的帆布鞋。从上到下，似乎是季节的逐渐转暖，雪山垂直的次第。那天下了点雨夹雪，整个北京好像十九世纪的伦敦，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湿透了，看上去从地铁出来又走了不少的路。杜娟儿和柳飘飘还没到。我和他握了握手，他从怀里拿出一瓶威士忌，说，听说你要给我钱，我用剩下的钱买了这个。我把两万块现金给他，并让他写了收条。我说，我工作时不喝酒，你可以喝，如果这是你的习惯。他说，好，你这个沙发不错。我看了看沙发，蓝色的长条沙发，布衣包的。他说，我晚上可以睡在这里，我最近睡在一个朋友那里，他每天晚上看电视剧，老婆婆和儿媳妇抢擀面杖。我说，好，我跟他们说一下，不过我们写电视剧没关系？他说，我们先试试，如果我觉得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不是这么算的，如果你中途退出，耽误了我的时间，不但要退钱，还要赔偿我的损失。他说，我觉得写电视剧没关系。我说，好。
过了一会，杜娟儿到了，又过了一会，柳飘飘也到了。我跟两人寒暄过，分头落座。我和疯马坐一边，柳杜二人坐一边，侧面是白板。我请大家介绍自己。杜娟儿，山东人，二十三岁，体重八十五公斤，父亲是考古学家，领域在明史。她本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时期写的电影剧本多次获奖，但是因为性格懦弱，从来没当过导演。父亲让她改行学历史，她拒绝，因此断了生活来源，所以来这里给我做闹药。柳飘飘，二十岁，哈尔滨人，四十五公斤，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编剧系肄业，十五岁出国，父母离异，因为无证且超速驾驶，后备箱又搜出大麻，上过美国法庭，麻烦过后，背着家人直接回国，目前住在一个男性制片人家里，这位男性制片人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们认识才一周左右，年龄相差二十岁。疯马，三十二岁，九十五公斤，辽宁锦州人，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喷漆工。父亲两年前去世，母亲已经退休。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在师友间传阅。毕业后来到北京，做过三流文学网站编辑，保安，群众演员，大部分时间无业，居无定所。我，三十三岁，六十五公斤，辽宁沈阳人，曾是银行职员，因为爱好写作于三年前辞职进京，在不知名刊物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叫做《时间穿过子夜》，《赢家无所得》，《如笑声般的山峦和其间的约伯》，无任何反响，退稿张贴满墙。大部分时间混迹于各个电视剧电影工作组，做闹药，所参与电视剧电影未有一部公开播映过。
自我介绍过后，开始确定当天的议题，过去十几天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粗略的大纲，我打印出来，请他们看过。以我的经验，无中生有一般都效率低下，从批判开始，一方面可以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新想法。杜娟儿说，袁老师。我说，不要叫老师，叫老袁。杜娟儿说，老袁，我觉得前面这个刺杀是可以的，但是随后导向策反是愚蠢的，策反写不出戏。我说，有道理，没人爱看策反，纵横家是最乏味的。柳飘飘说，这里头感情线太没意思了，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女的，似乎毫无性欲。我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党性高于人性。她说，怎么证明党性高于人性，得先有人性吧，然后才能把党性垫高。我说，可以有爱情，但是不能有性爱，尤其和敌人不能有。柳飘飘说，我觉得应该有些性暗示，至少要有性魅力吧，她靠什么调动敌人？我说，这个可以加一点，不能极端，美好的君子之交可以。聊了一会，疯马已经喝了少半瓶威士忌。我说，疯马你说，我们从哪开始？疯马说，什么是谍战？我说，我的理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疯马说，所以是关于身份的故事。我说，可以这么讲。他说，身份是一个人的表面属性，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我说，正想请教。他说，欲望。我说，换个词儿，信仰。他说，她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我说，目前并不知道。他说，她的上帝是谁？我说，共产主义。他说，远了，就近说，新世界。我说，是的。他说，这个上帝什么时候进入她的心里，她可以为之牺牲，放弃幸福，她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我说，目前也并不知道。他说，我们也许应该从这个开始，她怎么确立她的信仰，为之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