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某种偶然，似乎难以把握剧作的意义。他似乎忽然想起来汤要凉了。端起来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唇底的胡子。我说，您意下该是个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以为表面是个错误，内在是一种必然，比如这次刺杀行动是被刺者设计的，他对一方表达了生的渴望，其实却是赴死的。我说，这个好，这样他的供词就可信了。他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兄台权且当做儿戏，写谍战剧应该多看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在教授的名单上见过他的名字。我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他与我的爱好相同，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我说，我叫袁走走，敢问阁下？他伸出手来说，我叫马峰，大家都叫我疯马，大家人数不众，仅指我的朋友们。疯马和马峰是一个人。
那天我见过他之后，第二天从宿醉中醒来，地下室的潮气将我包围，那种潮气也许是从衣柜的木板中传来，也许是从脚下的水泥中传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尸体的腥味。我赶到时，策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编剧老板的工作室里有一扇白板，上面写着人物关系和故事主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两个小说，一个非常著名，分岔小径，另一个叫做《第三者》，兄弟俩共用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终于因为忍受不了嫉妒而将女人杀死了，兄弟和好，亲如一人。我前所未有地主导了讨论，修改了主线，并将其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从贺某某改成了贺尔博。会议结束之后，制片人，一个中年女人，短发圆脸，爱穿长裙，配以手镯和近腰的挂链，找到我，对我说，小袁，这个项目是你的了。我说，有一种什么鸟？她说，什么鸟？我说，就是有一种鸟，自己不会筑巢，专门去侵占别鸟的巢，我不是这种鸟。她说，你现在的薪酬是一天二百元，这个项目你拿下来，一集五万，你写三十集，枪手自己找，给多少钱你自己定，反正我给你一百五十万，那是一种什么鸟？我说，想不到就算了。物竞天择，有这种鸟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分阶段付款吗？她说，这个项目比较急，我先给你五十万，下午签合同，明天打给你，剩下的钱从分集大纲到分集剧本，逐次给。我说，我中午也有时间。她说，那就中午签，还有，这个地下党，女特工，是我的先人，有时候会给我托梦，你用心一点。我说，您捧我了，全明白。
第一要务是找到疯马，让他给我做枪手。如果他管我要一天五百块，那当然好，我略作踌躇马上答应，如果他想论集算钱，一集不能超过五千，如果他要一万，我不能给他，除非他可以独立写出十五集，且不用修改。那就这样，底线是一集七千，大纲，梗概单独算钱。署名是文学策划，出现在片头单独一屏。我还得找两个闹药，北电的学生最好，没有署名，刺激我的中枢神经。还需要一个助理，先雇一个月，帮大家订早餐。最好是一个女的，那闹药找一个就好，助理也可以充当闹药，女闹药，比较适合男人的中枢神经。下午我到原先的会议室坐了一会，一个人都没有，编剧老板的茶具也撤走了。
我还需要一套茶具。
我没有找到疯马，没有人认识疯马，尽管他有一副引人注意的相貌，可惜现在也不兴在城墙上贴告示。我打电话给昨天吃饭的人，其中一个，是个老混子，他说，疯马？没听说过。我说，昨天就坐在你对面，满脸胡子，好像疯狂原始人。他说，我对面？没印象，人太多了兄弟，有名的几个我全记得，没名有胡子记不得啊。我说，好吧，那我需要一个女助理，和一个文学策划，你那边有人吗？他说，你给多少钱啊？我说，助理月工资五千，写东西另算，文学策划一天五百，第一阶段大概十五天，早九点到晚六点，管两顿饭。他说，什么题材？我说，谍战。他说，跟日本人有关系没有？我说，没有，自己家的事儿，国共。他说，要是有日本人，我可以去，自己家的事我就不掺和了，一会我发你几个简历。我说，带照片。对了，最好读过一点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他说，好，带照片，这俩人是干吗的？博和卡？你把他们俩名字短信发给我。临睡之前，我把人都选定了，通了电话，两人全是女性，一胖一瘦，胖的模样不错，瘦的模样不行，总之各自在美学的统一性上有点瑕疵，两位都是90后里展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枪手，名字不便写在这里，姑且将胖的称作杜娟儿，瘦的叫作柳飘飘。
我大约睡了两个小时之后，被电话吵醒。一个声音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但是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东西。找到你的电话很不容易，饭局上没人认识你。我说，你说。他说，月球和地球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对吧？我说，没错。他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间距，你可以将月球和地球想象成两列诗行。我说，可以。他说，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均渴望保持其自身的性质，在我看来，有一种性质即是避免贴在一起，保持某种间距，于是产生了引力和斥力。我说，同意。他说，你可以把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想象成地球和月球，两列诗行，永远存在间距，也永远相互吸引，党派并非人的本质属性，月球可以变成地球，地球也可以变成月球，且敌我就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