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多少，是否曾动摇过，是否动摇后又更为坚定，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勇气？为了新世界去杀人，她如何说服自己？要知道，在我看，不正义的和平要比正义的战争要好，她怎么确定她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一部所谓的狗屁谍战剧，而应该写一部关于成长的长篇小说，然后以剧集的样式表现出来，这部成长小说应该以特殊时代的人物作为刻画的对象，我们的任务是复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用漫长的剧集复活之，所以我提醒各位，我们正在侍弄的是文学，我们是一个文学小组，一本大书，仔细写成，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我说，有些空泛，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开头。他说，关于这个刺杀，我觉得是信仰的开篇，她，她的名字是什么？我翻了一下大纲说，文修良。他说，好，文修良，代号月球，她刺杀的人叫什么？我说，看来刚才你没有看大纲，叫贺尔博。他说，好名字，贺尔博代号太阳。文修良什么出身？我说，不知道，可能得查一下资料。他说，我们现在进行想象，她是一个大家族的三小姐，类似于《白鹿原》里的白灵，白灵读了几本左翼文学，投奔了延安，躲过了肃反和整风，留了一头短发，感到迷茫，这时候她和贺尔博恋爱了。我说，不对，贺尔博和她只是工作关系。他说，恋爱之后，两人被派往南京工作，打入军统。这时候她的信仰是爱情，爱人到哪里她到哪里。原来的信仰对她不重要了。我说，欲扬先抑，可以。他说，什么能够建立新的信仰？牺牲。贺尔博被怀疑后，为了保护她和另一个同志，这个同志的秘密等级很高，文无权知道，姑且叫他黑子。贺尔博请她杀死她。这就是开场的刺杀。我说，娟儿，你记下来了吗？杜娟儿说，记下来了，老袁。我说，好，现在吃午饭。
午休时，杜娟儿和柳飘飘结伴去散步。两人初识，走路时一前一后。疯马倒在沙发上睡觉。我独自坐在椅子上抽烟。这间会议室在一栋商务大厦的二十三楼，从窗户向外眺望，看见天空中飘着雪花，其中夹着细雨，汽车看上去像蜗牛一样慢。来北京已经五年，没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老家的朋友也失去了。三天两头地感冒，几乎每天都因为焦虑拉稀。除了写东西，唯一的爱好是搭地铁末班车。几乎每次都会遇见酒鬼，各种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吐了一地，周围的人都躲远了，过了一会，她醒来一点，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跪在地上慢慢把呕吐物擦干净，好像在收拾自己家的地板，然后趔趄着走下车。还有一次看见一个老人，戴着体面的灰色围巾，双眼紧闭，突然站起来把围巾穿进头上的拉环里，把脑袋套进去，可惜拉环太矮了，他就这么把脑袋搁在围巾里，睡着了。这时疯马开始喃喃自语。我开始没有听清。我掐了烟，蹲在他身边，他轻轻地说，妈妈，我看见一大块冰。我没有说话。他说，妈妈，好大一块冰啊。我说，多大？他说，有操场那么大，你的腿不好，要小心。我说，好。我转身赶紧去找自己的小本本，这时他说，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我说，为什么？他说，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我说，嗯，等你开花再说吧。他翻了个身，夹紧双臂闭上嘴，继续睡了。
下午的会进展不错，依然由疯马提出主要的想法，我们三个去论证，然后我来确定是否可行。按照史料记载，文修良的原型曾和南京当地一个名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了各路军界要员和商界大贾。原来的想法是把一条感情线做在名旦身上，让这个戏子爱上她。疯马不同意这个想法，一是他认为文的职务在军统，感情问题应该在军统内部来处理，不应该做不恰当的外延，二是他更倾向于把男旦和她的感情确认为一种更高贵的友谊，男旦也许一直没有被她感召入党的，甚至是个浮夸的，招摇的人，不喜欢共产党看上去清心寡欲的一套，但是他可以基于个人与个人的情谊，为之牺牲。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杜娟儿反对这个观点，她认为男旦和女特务的爱情，是大戏，应该作为主线。疯马反驳的理由是，没人愿意看一个娘娘腔和女主人公谈恋爱，但是做朋友就会舒服很多，把所有男女关系以爱情和非爱情区分之，是极不高级的行为。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我们三个再一次被疯马说服，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中途制片人打电话来询问进度，她去上海出差十天，我没有提及具体剧情，因为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止地推敲细节的海洋，伴随着列祖列宗托梦的审查，我只是说，我们的主题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关于信仰，关于牺牲，关于爱的，关于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人，怎么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为之付出所有，成为了一个高贵的人的。疯马在旁边补充说，还有代价。我说，嗯，还有一点代价。制片人首肯了我们的方向，但是提醒我们，时间紧迫，她的工作或有变动，希望我们十天之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大纲，一个月之内拿出分集大纲，然后开始找演员和制作团队，边找边写出分集剧本。三个月之内，要建组拍摄。我从来没有跟过这么紧迫的组，尤其是制片人提到，钱不是问题，我们这些主创或许可以参与分成，我便觉得，紧迫也是有道理的。
晚上在会议室吃过工作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