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细长，皮肤也白，只是眼角的皱纹多，好像久叠的衣服。她说，胆儿真肥啊，以为破信能当钞票用？书包里还有啥？我说，都是课本。她低头揉了揉脚说，你家那台电视还在吗？我说，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电视？她说，废话，那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一台给了你爷，一台给了你爸结婚用，你大姑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他妈也不是孙悟空，能背三台电视回来。哪去了？我说，借邻居看两天。她点点头说，吃了吗？我说，昨晚吃得挺饱。她对老高说，跟厨房说，给下碗热汤面。老高说，好咧，记我账上。她从丝袜里拿出两块钱说，显你。老高已经下了楼。面来了，上面还有个鸡蛋。她把带子倒了倒，重新开始播放，台上四人又捉对跳起来。我拿起筷子，她说，等会儿，你叫我什么？我说，老姑。她说，三姑。我说，三姑。她说，吃吧。
肚子里有了东西，脚也热了，才知觉鞋子里都是雪水。我说，三姑，脚湿。三姑说，脱了暖气上烤。我把鞋和袜子搁在暖气上，盘腿坐在三姑旁边，用军大衣盖着脚。舞台上的男女“咯噔咯噔”地跳下去，老高跑了一趟腿，好像灵活了些，两对跳得蛮齐，摆头的频率稍有不一，三姑便张嘴骂之：马脑袋？不会拐弯？天色晚了，头顶的日光灯亮了起来，四人渐渐齐整得像出操的士兵，三姑点了烟，默默抽起，不说话了。屋里真热，我有些困了，脚丫子光着，蹭着军大衣的里子，很舒服。有声音搅着我，不让我睡实，不是音乐声，音乐声我已熟悉了，是一种嘈杂的声音在背后搅动我。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回头望去，不知什么时候，活动厅里走进了许多人，坐在长椅上，后面四五排已经坐满了，我身后那排大部分还空着，只坐了一个老太太，有七十岁，身上有些臭，把手里的一个薄册子贴在眼睛上读着。四人已经不跳了，坐在舞台上喝茶水。等我再回头，看见了那个矮个儿的小姑娘，一对棉手闷挂在脖子上，从长椅中间的过道走过来，看上去比刚才更小。她走到三姑身边说，妈，林牧师来了。三姑对我说，把鞋穿上。然后对舞台上的人说，先散，七点把衣服换好。她自己掐了烟，也穿上鞋，从手包里拿出小册子坐好，小姑娘跷脚坐在她身边。小姑娘突然探头对我说，你走后又来了一趟车。我说，嗯。三姑说，这是你妹，大名叫李淼，没人叫，都叫她姑鸟儿。姑鸟儿说，你吃过姑鸟儿吗？我说，吃过，一股水。她将两腿荡了荡说，你上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她说，学二元二次方程了吗？这时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几人在最后站着，一个妇女拎着葱，坐在我旁边。三姑说，你哪的？她说，路过，来听听。三姑说，后面去。老高从后台出来，拿着一个麦克风咳嗽了两声，“砰”地放在舞台边上，又进去了。这时嘈杂声突然小了，身后传来清脆的皮鞋声，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黑西装走过来。他一登上舞台就转过身朝大家鞠了一躬，后面传来女人的叫好声。三姑说，喊个屁，嘴给她缝上。男子拿起麦克风说，今天我来时，外面的雪停了，我没骑自行车，用腿走了来，可是比往日骑车还要快，大家说却是为什么？有人喊到，是主让你行在雪上，用风推送你。男子说，是因为我搭了三哥的倒骑驴。众人大笑，三姑也笑。男子说，往日里我来，响晴白日，没见三哥骑倒骑驴往这里来，三哥的倒骑驴都往长途站去接小媳妇，今天却空着车向这边赶，却是为什么？众人不响。男子说，是万能的主让他送我来。众人鼓掌，三姑两手搭在腿上，静静听着。男子说，我问大家，艳粉街是个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个烂泥塘。男子说，说得好，我们都是泥鳅。男子说，艳粉街的历史有几人知道？有人小声说，我爸搬来时，说这儿有矿。男子问，你爸多大岁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七十五，混吃等死了。男子说，不敢这么说，亚当享年七百七十七岁，和亚当比，您还是小孩子。不过时间倒对，艳粉有矿，是六十年代的事儿。说起艳粉的历史，比较复杂，满人入关前，这里曾是军营，几个部落混战，在这里杀过不少战俘。清末之后，成为居家，但是因为离主城较远，地势低洼贫瘠，一面是山，一面有多个小湖，盛产盗贼，土匪来犯，盗贼蜂聚，背水而战，击溃土匪，贼又散去。日本人来了，待了几年，不得安生，走在路上就有人砍。四十年代初，传说有宝藏，据说是清人龙脉的尾巴，国民政府找人来挖，一无所获，就把人撤了又去打仗。“文革”期间，社会大乱，不过探出了这里有煤，于是汇聚了矿工，盲流，黑户，下放的右派，残疾的工人，渐成一片棚户区，约二百户，唤作艳粉屯。改革开放之后，觉得屯不好听，改叫艳粉街，可是居民成分变化不大，要我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保不齐有几个，曾经犯过事情，蹲过牢子，保不齐有几个，欠着外债，躲来这里，保不齐有几个，这几天都醉着，一会又要去买酒。
男子的西服旧了，裤腿和手肘都磨得颜色发浅，里面的天蓝色衬衫领子软软的，第一个扣子没系。他大约四十岁年纪，头发不长，三七分，梳得很整齐，嘴边一圈青色，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讲话时一只手捏着麦克风的底部，一只手轻轻做着手势，幅度不大，简洁明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眼窝深陷，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