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停了，白得耀眼，一串脚印向东延伸而去，从我家往东走有一个长途汽车站。路对面的老董头戴着皮顶子，正用铁锹挖着房门前的雪，他的哑巴儿子大老肥把雪往远处踢着。我把豆沙包吃了，屉布冲了冲，搭在灶台，然后翻出大姑的信和廖澄湖留给我的地图。我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食指循着父亲指的路线，我的学校旁边用蝇头小字标着：艳粉小学，翻建于五十年代，艳粉屯小学堂旧址。 煤电四营旁边标着：为何叫四营，不知，未听过一二三营。 沿着煤电四营往西，很远的地方，几乎到了地图的边缘，有一个小建筑，写着：光明堂， 旁边标注：主体木制，二层，建于二十年代，“文革”时我的批斗会就在这里，拜老高所赐，留下两根手指。
光明堂这个建筑说是二层，他却画得极高大，看上去有十层，且在旁边字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像，方脸大眼，看上去是个女孩儿，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把信和地图，还有假期要写的作业放进书包，为了防备白天走不到，我还装了一个手电筒，然后穿上军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锁好门，向西走去。雪没脚踝，乌云已散，阳光大好，路两旁矮房的房顶，都是平整的雪，看着憨厚可爱。公共厕所前面排着队，有人手里拿着痰盂，有人捂着双耳，嘴里叼着烟卷。我的学校大门紧锁，看门的老人正用扫把扫雪，他扫得很慢，好像也在晒太阳。老孙站在诊所门口做操，手指衔着脚尖，从窗户能看到诊所里两张按摩椅，其中一张上躺着他的儿子孙天博，在睡觉。又走了好久，看见了影子湖，洁白无际，平整如刀，从旁边绕过，之后的路就完全是陌生的，从没来过。我第一次知道艳粉街的面积这么大，影子湖以西，是一条漫长的土路。我便沿着路走，感觉到汗从身体里渗出来，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两边时而出现旧的矿坑，时而出现小丘，完全另一派天地。太阳要落下去了，我的双脚都湿了，棉鞋好像沉了两斤。面前出现一片大杨树，树枝上都挂着雪，风一吹摇摇欲坠。从杨树林穿过，看见了火车道，火车道已经被雪覆盖，不过路基高出一块，尚可辨认。我登上路基，面前一片坦阔的空地，两个小女孩儿正在堆雪人，看上去都比我小三四岁。我问，光明堂怎么走？其中一个较高的说，什么糖？我说，光明堂。她说，再往前走，有个小铺卖酒芯糖，这么大了还吃糖。另一个矮的站起来，看着我笑。军大衣热了，我拿在手里，后背背着书包，湿了一片，帽子摘了，估计头上冒着热气，看着是有点怪。高个儿蹲在地上，开始给雪人的脸找眼睛，矮个儿的还是看着我，我有点不耐烦说，你笑什么？这有个光明堂，你们都不知道。她说，火车就要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火车就要来了，绿色的。我从路基上走下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由北往南，一个黑点驶来，头上也如我般冒着热气。车厢大概十几节，窗户紧闭，将阳光折进我的眼睛。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火车，硕大无朋，隆隆巨响，如同天外来客，杨树林有几坨雪掉在地上。我哑了半晌，从书包里拿出地图，没错，再往前走，就应该能看见小教堂。高个儿的女孩已经给雪人安上眼睛，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好像斜睨着谁。矮个儿的凑过来看，我指着地图说，再向前走，拐个弯就应该是，两层，木头的。矮个儿的说，你说的是工人之家。高个儿的兀自端详着她的雪人，没有回头，说，向前走，右拐，胡同口把头的就是。我把地图收好，说，你们认识张雅风吗？矮个儿的说，你去工人之家找吧，她现在应该在。找她干吗？我说，没事儿，给她捎个信。
其实刚才说到酒芯糖，我便感觉到饥肠辘辘，重新披上军大衣，继续往前走。果然，路的右手边，被两棵枯树遮着，一个二层的小楼戳在那里。挂个牌子，自上而下，写着“工人之家”。我推开木门，一条窄走廊，黑洞洞，侧面是楼梯，收发室里烟雾缭绕，几人在打扑克，一人拉开窗户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雅风。他说，二楼。我沿着楼梯走上去，缓步台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高挑的金发男人穿着长袍，怀里抱着一只羊羔。又上了半截楼梯，看见一个活动室，有十几排木头长椅，都空着，尽前面的舞台上，两男两女在跳舞，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一个女人手扶着收音机，看着。老高，你那腰是假的？坐着的女人说。老高说，这曲子太快，我有点跟不上。女人说，把人家手摸了一上午，现在跟我说曲子快了。老高的舞伴说，这傻逼就是手攥得紧。坐着的女人说，再来一遍，再不行回家找你媳妇去，半身不遂，还天天觍着脸来。舞台上另一个人男人看见了我，说，找谁？我一边打开书包一边说，张雅风在吗？坐着的女人回头说，这儿呢。我走过去，看见她穿着裙子，腿上穿着丝袜，一只脚从鞋里拿出来，放在另一条腿上。她说，你谁啊？我说，我是张国富的儿子，我叫张默，这是大姑的信。她接过信封，说，写给我的？我说，不是，写给我爸的。她没抽出信瓤，看着我的脸说，你爸呢？我说，出去打工了，他让我来找你，就一个冬天。她说，厂子呢？我说，黄了，从厂子出来两年了。她低头整了整裙子，说，你带钱了吗？我一惊，说，没有。她的脸型和我爸一模一样，方脸，但是鼻梁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