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疯子廖澄湖曾经画过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并且标明了大部分建筑的来历，地图是用钢笔所画，一丝不苟，远看像一片蓝海。廖比我大三十岁，在艳粉街扫厕所，但是是我的好朋友，几十年前国家内乱，他是雕塑系的学生，大概是在学校不太听摆弄，给下放到了艳粉街。据别人讲，到了艳粉街他也不老实，弄了一个什么反动泥塑，结果被红卫兵逮住，剁掉两手的中指，再也捏不了泥巴，这便是疯病的由来。廖澄湖的疯病在我们友谊持续的时间里（这段友谊大概持续了一年）发作过两次，一次是冬天，一次是秋天。冬天那次他走到街对面修自行车的老董头那，一个路过的男人正从老董头的炉子里拿出一根柴火，去烤已经冻住的气门芯儿。廖澄湖双手袖在黑棉袄里，站在那看。老董头已瞄了他半天，廖澄湖对男人说，朋友，手伸出来看看。男人不知所谓，把手伸出来，廖澄湖说，哈，果然多了一根。从袖子里抽出菜刀砍去，老董头一脚把他踹倒，刀夺走。操你妈的，下次再到跟前来，鸡巴给你噶了。说完把菜刀扔进自己的工具箱里。1992年秋天，我十二岁，廖澄湖四十二岁，一起去艳粉街中心的影子湖边给他的朋友烧纸，他的疯病第二次发作，想要抓住我，结果掉进湖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没啥意思，不讲了，这里要讲的是，他留给我一张艳粉街的地图，不但记录了艳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山岭，湖泊，还记录了几乎艳粉街所有的建筑。
父亲有姊妹三个，他是老二。大姐嫁到锦州，是个护士，有时通信，我识字之后，父亲就让我代他写信，他口述，落款都是我们家三人。她经常在信里邀请我们去锦州过年，可是我们从来没去过，据我自己揣测，一是大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开父亲，跟同事去南方做生意，再未露面，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有时大姑寄来些钱，父亲也都原封不动退回，信里只写些琐事，大都慎重挑选。父亲失业之后酒喝得勤，信也不怎么看了，不过我已熟知他的口吻，可以像模像样地回信。父亲从来没提过老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姑，大姑曾在信里提过，并且叮嘱父亲和老姑恢复联系，因为她收到消息，老姑也搬到了艳粉街。父亲似乎并未注意此事，自己家的老幺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或者再动脑筋想一下为什么老姑也会落魄如此。他先是卖掉了自己过去亲手打的炕柜，然后又把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后街的杨三儿家，卖了三十块钱。学费在学期初已经交过，倒还能支撑几个月，但是冬天来了，父亲并没有买煤，这让我有点惶恐。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一个冬天时，父亲还能勉强把煤坯打好，堆在后院的小房里，但是煤打得很差，掺进了不少黄泥，经常在灶膛里蹿出浓烟。第二个冬天已经初露端倪，路口大杨树的树叶掉光了，修车的老董又在摊子旁点起了炉子。夜晚待在家里，是极难熬的时光，窗户的缝隙里已经有了霜迹，炕是凉的，父亲穿着棉裤和棉鞋，歪在炕上喝酒，方桌上只有一只白梨，他小心地用小刀剜着，然后把刀横在嘴边，卷进梨去。
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天彻底黑下来，我拧开塑料桶盖，倒进父亲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辛辣无比，脑仁发胀，不过好像确实暖和了一点。父亲坐了起来，说，我做梦有人偷我酒喝。我说，不好喝。他蜷起脚，给我腾了点地方，慢点喝，先用舌头压住，暖一暖，然后咽了。我又喝了一口，比第一口还要难喝，五脏六腑好像挨了一拳。父亲从兜里掏出了几颗花生米，喂进我嘴里。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他说。我说，圆的。他说，对，从上面看像盘蚊香，一圈一圈的。他把身上披的工作服拽了拽，盖住脖子，手指沾了点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我们家在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的学校在南面，每天上学走这条路，路过公共厕所，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是吧。我的厂子在北面，挨着影子湖，现在黄了，不知道成了啥样。我说，听说还在产拖拉机，杨三儿就让找了回去。他说，嗯，应该是厂长自己的了，不需要工程师。你按照上学的路线走，走过学校，走过孙育新诊所，走过影子湖，再走过煤电四营，再走过一条火车道，就到了艳粉西街。那有一个小教堂，你老姑在那，她叫张雅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走过一次，大概需要一整天，这个冬天你去老姑家过吧，开春再回来。我说，我不去，我不认识老姑。他说，她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她来看过你，你俩见过面。去的时候带着你大姑写给我的信，她一看就知道你是我儿子。我说，我不去。他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在新民，吃住都管，带不了你。我说，爸，你又能当工程师了？他说，打更的，开春我就回来，明儿一早雪停了我们分头走，睡吧。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经快中午，嘴里还有酒味，头有些沉。父亲不见了，我身上盖着棉被，父亲的军大衣叠在旁边，上面放着我的绒帽和手套。桌上有两个豆沙包，屉布盖着。我坐起来看看窗外，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