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玛丽现在做什么都会放啤酒酵母来调味，而斯塔只会把药片碾碎，然后吞下去，可那些苦药毫无作用，只会让她坐立不安，或精力不支，整日贪睡。我们吃的所有东西都有陈腐的酵母粉味道，但斯塔几乎不在意吃了什么。
确实，一天天过去，斯塔越来越不爱动弹，也不怎么说话。我们傍晚坐在门廊上，她盖上自己最好的那几条羊毛毯，那些是很久以前弗里兹织的。这可不是好兆头。没有哪个女人会把最好的羊毛毯留给自己用，可她又能留给谁呢？
我们本打算只待几天，但延长到了几个星期。我经常离开蓝山，看看多特后再回来，但玛丽一直待在这儿，因为斯塔非常虚弱。
一天夜里，斯塔喋喋不休。
“为什么来这儿？”她问我，“你们，还有那条该死的小狗。”
“因为我梦见你病了。”我说。
“你梦见我病了。”夜幕降临，斯塔坐在摇椅上摇摇晃晃，脸如石刻刀削，“原来如此，你梦见自己有望继承我的部分财产。”
一听这句我来气了。“我们善待你是因为你母亲曾善待我们，”我告诉她，“我们来这儿，不图你任何东西。”
她晃得摇椅吱嘎作响，我俩沉默了很久。可我随即想到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多么盛气凌人。我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一冲动，便将在卡车里想到的说了出来。
“不过，你可以在遗嘱里把玛丽的母亲送她的缝纫机给她。”我说。
晃动的摇椅停了下来。斯塔张大嘴，嘴里一片漆黑，就像阁楼一样宽敞，蝙蝠都可以冲进去歇一会儿。她的嘴巴张得更大，笑了出来。要知道，自从我们到她家后，她就没笑过。突然，她噎住了，不再大笑。
“那台老古董十年前就坏了，我把它送给葛里尼一家了。”
我认识葛里尼一家人，他们是蓝山一带出了名的挥霍之徒，主要靠售卖揉成球的铝箔维持生计。我知道葛里尼的女儿根本不会踩缝纫机，不愿用它做衣物，也从没想过要用，他们大概已在某个寒冬把它劈成小块做柴火了。
我跟斯塔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便去楼上看玛丽在做什么，留下斯塔一人双臂抱在日渐消瘦的胸前，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
我和玛丽合住在楼上的客房里，墙上刷着比例协调的暗粉色，挂着同一棵树在不同季节的照片。有时我躺在客房的床上，几小时都睡不着，因为玛丽常常说梦话。她常常在梦里长篇大论地恐吓陌生人。“拿过来，”她说，“我以前听过那套说辞。”
一天夜里，我听着她说梦话，突然明白了她在梦里干什么。她在收尚未结清的账款。梦里，她把脚抵在别人家的前门门框上，人家要关门撞上她时，她就大声喊叫。“欠条上有你的签名，”她叫道，“我们法庭上见！”
房间里到处都是玛丽的东西，她的手提箱里装的东西多得出奇。她把那块红砖头放在床头柜上，用一块毛巾小心包住，这样它的宇宙能量就不会流失到空气里。玛丽从不收拾衣服，即使内衣内裤也不收拾，或堆或搭在书桌和椅背上，人人都可以看到。她只把那条肥大的白色棉灯笼裤挂起来，用衣夹固定在衣架上。因为斯塔不允许她把灯笼裤挂在外面，所以玛丽只能挂在衣橱门把上。红砖头后面摆着一座有缺口的绿色圣母马利亚塑像。另外，玛丽把星象书籍和毛线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看她已经织好了多特的毛衣。
她举起毛衣，让我欣赏一番。
毛衣上的红条纹先是之字形，后来又是方形，方形套着方形。之字形和方形组成的条纹不知通向哪儿。
“起点在哪儿啊？”我问。
玛丽一开始没明白，我用手指顺着条纹走，想要找到出口。玛丽见状跟我一起找，我们一起迂回穿过胸膛上的花纹，找到胳膊的背面，一直找到毛衣的两个肩膀，可就是找不到出口。
我拿起她摆在床上的一本书，随意翻看。
“夜空中充满使人疑惑的洞。”我读道。
玛丽一直对这个理论念念不忘，她很愿意解释给我听。她说，宇宙黑洞会吸入一切，甚至连空间也不例外。我想象不出来。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其他东西，它们被迅速带入一片黑暗之中。就在当天早上，我在斯塔家发现了一些旧物。地下娱乐室后面的旧柜子里又乱又脏，结着蜘蛛网。柜子的搁板上放着旧瓶瓶罐罐：威尼斯鞋油、凡士林、椰油发油以及老鼠药，还有一本托马斯·B.科斯坦的《黑玫瑰》、一些剪报和斯塔年轻时在法戈的房租收据。那儿还有一封信，已经封好，盖了邮戳准备寄出去。我仔细看了看信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封信是寄给明尼阿波利斯的凯瑟琳·米勒太太的。我看不出这信是多久前写的，也不知道斯塔是什么时候忘记寄出的。
我关上柜门，将信放在小提包里，然后走上楼。最后我还是决定多添几美分邮资，把这封信寄给米勒太太。可那一整天，我一想到满柜子的废旧物品，就感到悲伤。正因为有了斯塔，才会有那些旧物，可等她不在了，这些东西依然会在那儿。它们比斯塔坚持得更久，况且它们已战胜了路易斯，最终也会战胜我。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