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得道个别吧。
“记得我吗？”我问，却又觉得自己可笑。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我说。但事实上，他已瘦得皮包骨头。他身上干干净净的，衣服熨烫过，但与四年前相比，他瘦了很多。我转身离开时，塞莱斯汀正在大声和他说话，孩子气十足。
“我是塞莱斯汀，能看看我吗？认出我来了吗？”
伊莱走了出来，慢慢地扶着拉塞尔站起来，动作温柔、娴熟。
“和他们说再见吧。”伊莱对他弟弟说。拉塞尔张开了嘴，但发不出声音，眼神迟钝。他斜靠着伊莱，像被风连根拔起的树一样在风中摇摇晃晃。我们离开了，他们一直撑着彼此，站在院子里，直到我们回到主路上。
我们默默开了二十英里。我以为多特会对拉塞尔的事刨根问底，但她似乎不感兴趣，低头睡着了。塞莱斯汀也没说话，等我们回到通往阿格斯的岔道上她才开口。
“去哪儿了呢？”她突然问。她的声音上扬，盯着挡风玻璃往外看。
“什么东西去哪儿了呢？”我问。
“一切。”
她并不是真的在和我说话，也不是在问我。她没看我，而是看着道路两边整齐的庄稼。车不断前行，无边的田野不断倒退。
“他这辈子的所有遭遇，”她说，“我们说的一切，做的一切。一切都去哪儿了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专心开车。我曾经把脸撞向冰面，让人不可思议，但现在我只是个普通人。剩下的几英里路，我不禁琢磨塞莱斯汀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在肉铺见过无数大脑，羊的、猪的，还有小牛的，它们的大脑和我们的一样，灰色的一团。一切都去哪儿了？大脑中到底有什么呢？平坦的田野在我们眼前展开，路边的浅沟向后退去。我思绪翻腾，想象着无数闪着蓝色电光的蜜蜂，它们聚在一起，组成一个脆弱的蜂群，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分散开来。我想象着一阵重击，如同用木槌击打绵羊般，又想象着一阵轻抚，然后我看见蜂群刹那间嗡鸣着飞散。
谁能阻止它们飞走？谁又能捉住它们呢？
斯塔之夜
一号病房的窗户都是普通玻璃，没装栅栏，也没上锁，路易斯说。他们望着窗外开阔的草坪，时值早春，小草正由枯转绿。门廊装着纱窗。“天气暖和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儿，”路易斯说，“就像在家一样。”他伸出双臂搂着斯塔，凝视着她的脸。两人站在州立精神病院不远处的一栋低矮的砖楼前，但斯塔既没看窗户，也没看着路易斯。
路易斯和精神病科医生都向斯塔解释过，一号病房是间疗养所，专为那些很有希望重返社会、正常生活的病人设立。斯塔之所以被送到这儿，是因为四个月前她假装失声，从那以后路易斯和邻居们只能看她的嘴型猜意思。她渐渐喜欢上别人弯腰凑过来，察言观色。她太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了，以至于后来真的说不出话来。现在，当她张开嘴，试着用平常的语气说话时也发不出声音了。但如果她来州立精神病院，就有可能被治好，或许能大声说话。精神病科医生也这么说。
“塔普先生，您一直在鼓励她，对她真是太好了。”
精神病科医生说这话时，路易斯和斯塔都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夫妻俩看着医生翻阅路易斯这些年为治好斯塔的病而做的笔记，笔记都写在黑色封面的艺术家手稿本上，有几十本之多。上面记录了斯塔的梦境，她与物体和花儿的对话，以及她向路易斯说过的幻觉。这些本子似乎如同拥抱一样，只属于他们二人。看到它们堆在医生的桌子上，确实让人吃惊。斯塔现在有些害怕，路易斯则正提着斯塔那只上好的棕色手提行李箱。
她竭力想让路易斯明白自己不想住在这儿，而想回家。
“等等，”路易斯看着她缓缓嚅动的嘴唇说，“我没明白，你再说一遍。”
斯塔的面部表情更加夸张，她命令他带她回家。
“不行，”路易斯回答，他很痛苦，“要么你大声说出来，否则我不去揣摩你的意思。”
斯塔无声地告诉他自己讨厌一号病房，也讨厌他。
“走吧，”路易斯边说边叹了口气，领着斯塔走上通往入口的人行道，“我们去看看你的房间。”
斯塔任由路易斯把自己领上前门的台阶，走过双层玻璃门，两层玻璃之间似乎嵌着铁丝，最后进入走廊。走廊的墙是深绿的，地面铺着黑绿相间的拼花瓷砖。他们朝一位穿着柔软的白色家居便服和毛衣的胖护士走去。
“哪位住院啊？”护士边问边打量着斯塔，斯塔被路易斯半推半扶着，显然就是病人。“哦，对，”护士想起来了，“院方给我打过电话了，您就是塔普太太吧。”
护士从护士台后面走了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斯塔：“塔普太太，下周您才能住单人病房，目前先和瓦尔特福格尔太太合住吧。”
斯塔后退了几步，与路易斯拉开了些距离，愤怒地嚅动着嘴唇。护士没理会她，大步走开了。
“我们把您的箱子拿到大厅来，好吗？”护士喊道。
路易斯将手轻轻搭在斯塔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