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检阅着进入他们领地的人们，要么吠叫着警告入侵者，要么判断来者并无危险。房子周围环绕着橡树，有时，原本沉闷静默的风会在它们的根系中回响。她能听到房子地基的大理石板旁，风的能量在尘壤的间隙左突右撞。在酒兴笼罩的迷醉中，她骤然察觉到了它们盲目的能量。她感觉到它们正在偷偷侵入她的身体。它们一直都在秘密地寻找她。她打开了日记本，继续写下去。
※
2007年12月10日
红色日记本
爱情离不开两个对等的人。吉尔是个艺术家，而我对艺术情有独钟；他娓娓道来，我静静倾听。那时我设法弄到了邀请函，去了吉尔画展的开幕式，那可真是大场面！我说了谎，告诉他我是个模特；而他也没说实话，告诉我他想雇一名模特。我扫了一眼他的画作，清一色的风景画，便看着他轻轻一笑。吉尔说他会付报酬，而那时我正需要钱。
于是我坐在仓库改造的工作室里当他的模特。一开始我很害羞，但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时，那种专注的神情看上去既坐怀不乱，又充满情欲。有时他也会靠得很近，用眼神扫过我的头发、我的肌肤、我的乳头，但他从不唐突触碰。他作画时，我们会播放音乐。他喜欢锡塔尔 [1] 音乐，我们称为“点-印度”音乐。我们也都喜欢自己本民族的“羽毛印第安” [2] 音乐，比如北方克里、卡洛斯·纳凯和黑帐篷等乐队的作品。
我继续当他的模特，从他那儿拿报酬，所以才能继续在大学读书，梦想着将来当一名历史学家。我之所以想成为历史学家，因为我注意到模式的异同。对等对于我而言真的太重要了，结果我发现吉尔同样也需要对等。我们俩由相似性，或者说至少一种相似性锁在一起。相处久了，我们之间的对等之处愈来愈多：我们都由母亲独力抚养，都不清楚父亲是何许人也，都是混血儿，都是原住民，甚至我们都有克里族和齐佩瓦的血统。我们都想要孩子，都好辩，都爱书，都嗜酒。第一次做爱时，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一次清醒着做爱，那种化学反应如此奇妙，如此感动，如此亲密，我们都坠入了爱河。我们对亲密意识都有一种禁忌，它让我们俩都感到恐惧。
对等的观念早已深入我的内心，以致很多年来，我都没有发觉最初的模式已经扭曲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关系，我决定做很多对等的事情，那些我们刚开始恋爱时做过的事情。
我计划重温一遍当年的经历，野餐，生育，如此等等。为了挽回旧情，人们总是重温故梦。所以我们又去了巴黎。于是一只扭曲而又灵活的手指一路穿越了大西洋。
那家酒店门厅的黑色房梁裸露在外面，紧紧地嵌在天花板中间。从门厅就能看到一个石砌地窖的入口，这地窖以前属于一座修道院。这座酒店被宣传得很豪华，但我们的房间在昏沉幽暗的角落，四壁贴了壁纸，但抬头就能看到屋顶布满虫洞的黑色房梁，格外显眼，似乎每天早晨都又下沉了许多。
那是2000年，弗洛里安六岁，瑞尔刚四岁。我想再要一个孩子，那正是不知道自己正失去宠爱的人傻傻梦想的事。有时，这方法能拯救一段感情，他们甚至从未察觉感情已处于危机之中。我当时想好好经营爱情，于是才有了这个糊涂的想法：我会爱上他的孩子，那就等于我会再重新开始爱他。然而吉尔不想再多要一个孩子和他争宠，他还怀疑我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开始远离我，不再碰我了。那可是在巴黎啊！我还曾幻想这座城市能解决一切问题。人们对巴黎总是有很多期待。
凯特林在巴黎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多印第安人都埋葬在巴黎。巴黎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
一天午后，吉尔的经纪人邀我一同小酌，我回绝了。我厌倦了不停观光景点，只想抱怨、倾诉。我想要祈求伟大的圣母让我的丈夫勃起吧。圣母院毕竟是建在一座古代朱庇特神庙的遗址上的，一两千年来，不断有女人来这个地方和我祈求同样的事。虽然时过境迁，但改变的只有拜神用的蜡烛和神祇的阳具，女人的心则亘古如斯。
圣母院里一如既往地人潮拥挤。我把硬币投进黄铜匣子里，在还愿蜡烛的火炬上引燃了我的许愿蜡烛，然后坐在圣母像脚下的椅子上。这尊雕像是复制品，原先的那尊在大革命期间毁于战火。这位处子圣母的塑像毫无生气，但我还是对着这座神庙祈祷，似乎这建筑从地下喷涌出无尽的能量。我从圣路易岛一路走到圣母院来，看着这圣庙的侧影，时而可爱，时而诡异，透着一种奇异的性感。它忽而门庭洞开，忽而雄姿高耸，恰似一对交配的外星生物。
我画了十字，转身离开。正出门时，我经过一人身旁。他看上去比我年长一些，胡子拉碴，面有醉酒之色，正跪倒在大教堂后，似乎正含泪而泣。旋即他站起身来，和我一起走出了圣母院，又原路折返向后面的岛上走去——这里曾是一片古老的牧场，如今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处房产。他走进了一家叫岛上花的咖啡店，咖啡店就坐落在断桥旁，在阳光下闪着柔金色的光辉。
我也走进了咖啡店，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一个活泼的服务生为我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