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走路回家途中，发生了怪事。后来他没能回家。他被绑架了。一连串事情都很诡异，可是当他好不容易完全清醒过来，人却在南芝加哥的一个实验室里，而且一切都变了。他住的地方不一样了，也不再是教授，更没有和那个女人结婚。”
丹妮拉问道：“你是说他觉得这些事情变了，或者是真的变了？”
“我是说从他的角度看，这已经不是他的世界。”
“他长了脑瘤。”瑞安假设道。
我看着老友说：“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没有。”
“那可能是有人在捉弄他，在玩一个计划周密、全面渗透到他生活中的恶作剧。我好像在哪部电影看过类似情节。”
“不到八个小时，他家内部就彻底换新，而且不只墙上挂的画不一样，还有新的电器设备、新的家具，电灯开关也改了位置，恶作剧不可能搞得这么复杂。再说，这么做用意何在？他只是个平凡的男人，怎么会有人如此大费周章地捉弄他？”
“不然就是他疯了。”瑞安说。
“我没疯。”
屋内顿时悄然无声。
丹妮拉拉起我的手：“你想跟我们说什么，贾森？”
我看着她说：“今晚稍早，你说我和你的一次谈话启发了你的创作灵感。”
“没错。”
“你能跟我说说我们谈了什么吗？”
“你不记得了？”
“一个字也不记得。”
“那怎么可能？”
“拜托了，丹妮拉。”
她停顿了好一会儿，细细凝视我的双眼，或许是想确认我不是在开玩笑。
最后才开口说：“那应该是春天的事了。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面，而自从多年前分道扬镳以后，我们其实就没说过话。当然了，我一直在留意你成功的消息，也很以你为傲。”
“总之，有一天晚上，你突然跑到我的住处来，说你那阵子老是想起我，起初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复合，没想到是另有原因。你真的一点儿都不记得？”
“就好像我根本不在场。”
“我们开始谈起你的研究，谈起你卷入一项保密的计划，你还说——这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你恐怕再也见不到我了。那时我才明白你不是来叙旧情，而是来道别。然后你跟我说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你搞砸了其中几个，但最大的失误却是和我有关。你说对这一切你很抱歉，说得令人感动万分。你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你的消息或见到你，直到今天晚上。现在我有个问题问你。”
“问吧。”在酒精与迷药的作用下，我试图厘清她话中的含意，却不禁晕眩起来。
“今天在开幕酒会上，你一看见我就劈头问我知不知道‘查理’在哪里。那是谁？”
丹妮拉最令我喜爱的特质之一就是诚实。她绝对心口如一，不会过滤，不会自我修正。她有什么感觉便直说，没有任何诡诈心机，不懂得算计。
因此当我直视丹妮拉的眼睛，发现她刚刚的话确确实实是由衷之言时，我几乎就要心碎了。
“那不重要。”我说。
“显然很重要。我们已经一年半不见，而你一开口就问这个？”
我一口喝干了酒，用臼齿嘎吱嘎吱咬着最后即将融化的冰块。
“查理是我们的儿子。”
她脸上一下子没了血色。
“等一下。”瑞安语气尖锐地说，“这段对话好像越来越像醉话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看看丹妮拉，又看看我，“你在开玩笑吗？”
“不是。”
丹妮拉说：“我们没有儿子，你清楚得很。我们已经分手十五年了，这你知道啊，贾森，你明明知道。”
我想我现在可以试着说服她，我知道这个女人太多事情了——有一些童年的秘密，都是她在过去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才告诉我的。但我担心“揭秘”后会产生反作用，她不但不会把这些当成证据，还会认为我在耍把戏、玩手段。我敢打赌，要想让她相信我没撒谎，最好的方法就是明明白白的真诚态度。
我说：“丹妮拉，我所知道的是，我和你住在我位于洛根广场的褐石联排别墅里，我们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叫查理。我是一个平凡教授，在雷克蒙大学教书。你是个了不起的贤妻良母，牺牲自己的艺术事业当家庭主妇。而你呢，瑞安，你是个知名的神经科学家，是你得到了帕维亚奖，是你在全世界到处做巡回演讲。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太疯狂，但我没有长脑瘤，没有人在捉弄我，我也不是失心疯。”
瑞安干笑一声，但声音中明显带着一丝不安。“为了方便论证起见，姑且假设你刚刚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或者至少你相信那是真的。在这整段说辞中的未知变量，就是你最近这几年在研究的东西，也就是那个秘密计划。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无可奉告。”
瑞安费力地站起来。
“你要走了？”丹妮拉问道。
“很晚了，我受够了。”
我说：“瑞安，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是我没办法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