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擦洗过了。但是苍蝇或者什么虫儿在锅里下屎的事难道还少吗？那可要得传染病的！凡事都管的卡西扬卡几乎把整个身子都探进了锅里，一边轻轻地哼着小调：“情郎呀，我从遥远的克里木向你问候……”（这小妞儿把工棚里的什么事都学会了），一边刮了又刮，擦了又擦，直把铁锅洗得闪闪发亮。这两口锅从水路运来，原是给建造北方一条最大铁路的员工洗澡用的，但并未运到工地上去，却撂在鲍加尼达村了。这两口锅对鲍加尼达村来说，真是雪里送炭，用来煮汤再合适也不过。用它们真不知煮过多少佳肴美味！下进锅去的有大雁，野鸭，有时还有幼鹿。有多少人靠了这两口锅才得以果腹，才得以恢复健康，消除口渴，增添力气！又有多少人全仰这两口锅才得以长大成人的啊！
卡西扬卡把一切事情打点完了以后，便仰起她那蓬松的头来——修长的、像芦笛一样的细脖子竟能支撑住头发蓬松的脑袋，真算得上是个奇迹——眺望远方，一面侧耳细听。她周围的人立即停止了喧哗，凝神屏息地跟着她观察。他们知道，卡西扬卡的耳朵最尖。
“来——啦！”她像成年妇女那样，高兴地、如释重负似的叹了口气，乐得身上都没有了力气。
“来啦！来啦！来啦！”
孩子们以及跟在孩子们身后汪汪叫的狗开始沿着被河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沙滩跑过去迎接捕鱼人，在沙上留下一大片脚印，而且把海鸥惊得四散乱飞。年龄小的一面跌跌撞撞向前奔跑，一面嘻嘻哈哈地将啃他们裤腿和衬衣的狗从身边赶开。大些儿的孩子可不愿意把那股热情劲儿流露在外，他们在宿营地周围忙活着，他们有他们的事情。
卡西扬卡三下两下地又把深得像口钟似的大铁锅涮洗了一遍，接着男孩子们把大锅侧向一边，将水倒去，再把铁棒穿过锅耳，使足了劲，涨红了脸，好不容易把它挂上了三脚架上的铁钩。与此同时，卡西扬卡匆匆作了番打扮：用沙子擦净手，拿出破梳子把她的浅黄色头发梳拢，神气十足地扎上褪色头巾，再一次对着她的“杂牌队伍”叱责道：“你们这伙该死的东西，把我的头都吵昏啦！”说了这话，她赶忙提起刚才刷锅的笤帚，刷起小孩们的脸和手来。小孩子们被这笤帚刺得直想乱蹦乱跳，不过，他们咬住牙忍着，个个装成英雄好汉似的。而卡西扬卡一边唠叨，给小鬼们左一掌、右一拳，但也不忘伸长脖子张望着，就像浆果丛里那担任警戒的褪了毛的山鹑一般。
“才不过绕过鲟鱼岬呢。”她没好气地说。“要问他们为啥这样磨蹭吗？啊，那些汉子都是懒鬼，除了喝酒玩乐，一点用处也没有！……”
“你懂啥？”小阿基姆反驳她。“今儿鱼多船身重，你却在瞎说一气……”
“哦，真要是打的鱼多，那自然……”卡西扬卡迁就地说。
收鱼站完全是办公处的派头，摆着一把算盘，一叠蓝色收据纸，墙上还挂有日历。除此以外还放有磅秤，许许多多的木箱，盛盐的木桶，铁丝网编织的箩挑儿，盛着盐水用来腌鱼的扁桶——如果建筑工地长久不派船来提货，就要用上它。收鱼站离公共餐桌有一段距离，免得鱼腥味儿妨碍食欲。现在，瘸子基里亚格腰间挂了一串啷当作响的钥匙，准备收鱼来了，俨然一副大人物的样子。他是土生土长的下叶尼塞河流域的人。
基里亚格自夸在战争时期是个神枪手，打起法西斯分子来“包管只只脑袋开花”。有一次，他在铁路线的供水塔上整整待了一夜，被他撂倒的德国鬼子真是不计其数！但在这不着地的半空里实在冷得够呛。又是风，又是冷，这是四二年的冬天。天一亮，基里亚格忙着赶回地下掩蔽室去。他急不择路，径自踏着还没有踩过的雪地笔直穿过田野。人们向他挥旗、叫喊，但他，这个愚蠢而又固执的奥斯恰克人[2]，谁的话也不理会。他只想快点“回家”，快点去暖和暖和身体，指给人瞧枪托上刻的道道——他从供水塔上打死了多少德国佬啊！但他猛然看见雪地里横着根铁丝，铁丝上系了几块肥皂。干吗把肥皂丢在雪地里？在市场上这肥皂的价钱可不小，这是战时呀！“啊！”他猜着了。“定是德国飞机运肥皂给军官老爷洗澡，飞机恰恰被咱们的高射炮火击落了，所以肥皂撒满了一地。”基里亚格打算俯身去捡它一块，那么每天早晨也好有肥皂洗洗脸了，可是刚弯腰，一只大毡靴碰上了铁丝，立时哎哟一声！“又细又斜的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眼珠子只能向着一边滴溜转，脑袋也不再听他的使唤——莫非在水塔上待着的时候被冻僵了？心里只是想：快些去地下掩蔽室，快吃些热气腾腾的稀粥，喝几口伏特加，要不，就不能动弹了。后来又往下想：什么样儿的肥皂？是谁，又为什么撂下这么多肥皂呢？”
基里亚格的一条腿被沿膝锯去。不但锯去了腿，还在不该动的地方也动了手术。原本基里亚格的胡茬就稀稀拉拉，这会打从出院以后干脆只剩下个光脸蛋了。幸得他在战前曾上过伊加尔卡苏维埃党校，懂得些文化。只消有文化，哪怕你安了一只木腿，另一只脚又少了脚趾，皮肉里还留有令你疼得睡不成觉的弹片，你总不会完蛋，照样当头头。糟糕的是：这位管鱼的头头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