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害怕和愤恨。把刀塞到被褥下，从桌子上拿起茶缸子，绕过逃犯，开始从开水壶嘴里倒茶。
往缸子里倒热水时，逃犯始终盯着那家什，我却对他什么都不能特别地打量，只有那个湿乎乎的大鼻子，好像光秃秃的悬崖，独立于茂密的阔叶林；瘦筋巴骨的大手，老得要死，时不时地攥一下；被风吹得红肿发炎的眼珠，不是眼睛，是眼珠，就像旧圣像画上重重地用烟熏黑的双眸。
我想他会从我手中抢走茶缸，弄洒茶。但是逃犯用手搂着家什，像是抱着只小鸡。因为猜到了我的想法或者是受到我所做所为的鼓励，他来回舔着满是裂口和疮痂的嘴唇说：
“面包！”
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大块面包，看了眼桦树皮盖着的烤盘，那里还剩有鲟鱼头骨、鱼翅和鱼杂烩，还有点儿面包块没蘸完的汤汁。我们因为刮风下雨已经两天没捕鱼了，饭量也减少了些。
“叔叔真走运！”我心里说了一句，拿着食物向门槛走去，嘟囔着塞给了逃犯。似乎不太满意地又想，这就像人们在门槛边施舍乞丐。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有点不自在，可是逃犯感觉不到，他顾不上这些虚礼。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说，用牙咬下了一大块面包，晃了一下，呻吟起来。面包的硬皮刺痛了他的嘴唇和裸露的牙龈。我猜到了，便递给来人一把木勺。他小心地、一口一口地喝着烤盘里的汤汁，往里面弄碎了一点面包，嘴里的鲟鱼骨发出轻轻的喀嚓声。
我的同伴们不看我也不和我搭茬。他们默默地在床铺上闲坐着。
来人火速地搞定了食物，在炉子旁动也不动地仍旧蹲着，伛偻着腰，他是个缺了只脚的人。
“谢谢，好心肠的人！”终于听见了有人在炉子旁说话。
大家哆嗦了一下，动了动。我们以为逃犯睡着了。
“别怕我。我是个和气的人，尽管也当过兵。”
“你也别怕我们。找个地方，躺下睡觉吧。孩子们要往火炉里添柴火的。然后就上帝保佑你了。”维索京代大家答道。“这么警惕呢不是没有原因的。不久前有人洗劫了我们，有两个人……”
“两个人？！”逃犯突然猛地从炉子那儿转过身来，皱了下眉，可能灯光刺痛了他红肿的眼睛。“一个是麻子脸，小青年，有枪？另一个是大胡子，像我一样，脏？狠？脑瓜灵？”
“嗯。”
“那就是还活着。在走，在动……”逃犯沉默了一阵，蹲着蹭了蹭，然后像老头似的用手支着膝盖，站了起来。“嗬，好样的，爷们，你们没有反抗！他们是些凶恶的暴徒。可怕的人。他们会……”他抬头向着我们这些并排坐在铺上的小家伙们说道：“他们就连孩子都不放过的……”
逃犯已经理智地，甚至充满了某种失去的尊严，请求给他烟吸，然后如果有可能，他请求让他洗个澡。
“我明白，其实什么都明白，”他解释道，“我躺在这儿，你们却因为我开始睡不着觉……可我还要洗澡……你们会帮我的，请你们放心，我也不担心……亲爱的小家伙，拿柴火来。”他对我说，身子动了动，原地翻了个身，好像在压实他的地儿。他等了一下，想了想。传来了他低沉厚重的嗓音。
“澡堂的炉火在烧着，我给你们讲讲自己和那两个人……现在有幸告诉你们，去年的时候我是个军人。军衔是上校。”过了一会，逃犯开始了讲述，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估计会讲得好长。“尽管小时候就有人预言说，我会是个有教职的神职人员，可是命运发生了逆转：军事学校代替了宗教学校……去忙，去忙吧，小家伙们。”他对我和佩坚卡说：“我等你们，我不讲了。未来的路，你们应该听听我说的……”
我和佩坚卡往澡堂搬了些柴火烧石头炉子，逃犯趁机打了个盹儿，又有了精神，只是还不停地咳嗽着，撕心裂肺地，但是，看样子以前是个健康、受过训练、刚强的人。
“如果没有革命，我或许就当了牧师，得到一个教区，多半是乡村教区，像我已故的父亲一样。可是当时不只是我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尖锐转折，不只是我一个人从一个宗教学校安静勤奋的预备生，突然变成了一个砍大刀的人，一个骑兵。受到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1]本人的注意，获得了勋章并入了军校，后来被派往远东，在一次与叛军的战斗中受了伤。伤看起来并不危险，可是跟腱被打断了。在部队医院里我得到了第二枚红星勋章，出院时却成了跛子，没有合适的有用的活干，因为整个青年时期都是骑着马过来的，只会干军队里的事儿。
“我说的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已经打算去一个新的建筑工程，在那学会一门手艺，重新开始生活。可是这时各大军区开始补充兵员，于是我被派到基辅军区，在一个骑兵分队军事战术部得到了个职位。
“唉，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战术，它从国内战争起就没变过，谁都没有改变它的想法。骑兵们照料好战马，砍劈藤条，挥舞马刀，勇猛疾驰，高唱战歌：‘我们的果实，不容进犯，布琼尼的骑兵师，向前！向前！向前！’
“与此同时，协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