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建造了飞机厂和坦克厂，法西斯掌握了德国政权。周围情况危急，我们各处却还在节庆、歌舞，谈论着胜利……
“总之，我在检查完骑兵团及相关部门后，在军事委员会批评了他们。要求我把自己的特殊意见写下来，我立刻就做了。这时开始了夏季演习。作为军事顾问，我是一个骑兵军的代表，我们应该袭击‘敌人’的大后方。
“军长过去是沙皇军官，受过军事训练，素养全面，像通常所说，无论是战术还是实战。他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诚实和勇敢。但是他的助手，特别是骑兵连的指挥官中还有很多平民，他们会用马刀剽悍地砍杀，大喊‘乌拉’，却不习惯动动脑筋。
“情况是一团糟。突袭开始时已经分歧不断，那些还是多次抄自帝国主义战争[12]时的旧地图，也只有军团指挥官才有，骑兵连没有地图。他们并没有特别难过，他们相信凭借嗅觉一切зробят як трэба[13]。可是很多人的‘嗅觉’已经衰退了，规定的演习速度已经不是爷爷辈的了。一开始，我们就损失了几个骑兵，可是和平年代，假装的战斗，他们不会完蛋的，我们这样想。但是我们忘了到处都有人在留神着奸细、内部和外部敌人，留神着突然袭击。我们损失的‘野’骑兵的数量天天在增加，他们没有深入‘敌后’，而是陷入了雷区。演习近乎于实战，地雷带着导火索。很多老骑兵没有亲眼见过地雷，开始慌了手脚，战马惊慌了，牺牲了几个人，有人受伤，但主要的是我们中断了‘作战’。没有协调好与坦克兵团的关系，骑兵的突然出现吓坏了坦克兵，在有些地方便开始向骑兵们开炮……
“军长、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军区军事委员会代表被革职并送交法庭。他们三位被判刑五年，我因为‘特殊’的书面意见，散布对红军队伍的不信任，获刑十年。各大军区，各个部队突然开始了‘清洗’，听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押送走的军人，后来也有文职人员，塞满了车厢和驳船。
“冬天去往西伯利亚的车厢，一天一夜只给一次水喝，吃的是说都不要说了。大家排队舔车厢的锈螺栓，上面有冻霜，舌头上的皮都掉了。
“春天，用驳船把我们运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没有床铺，水在光秃秃的木板下哗啦哗啦地流着，把我们运到了北方。‘十号’船是艘有名的老驳船，往北方轮番运土豆或者人。船长和守卫懒洋洋地从船上向外抽着水，铺板上都是水，我们当时就站着睡觉，‘像亲兄弟一样抱在一起’。一天一夜吃上一次黑乎乎的稀粥和冻土豆。不许我们上甲板，我们收拾和我们一起装运的那些鱼桶。有些天，记不得在哪起了风暴，鱼桶撞击着我们，在船里滚来滚去，翻来覆去。把人折腾成了死人，撕成了碎块，冲刷了铺板下的污垢。
“我们差不多走了一个月到达了杜金卡。终于到了，在没膝的血、呕吐物和腥粥饭中，光秃秃的扎波利亚里耶河岸在我们眼里成了福地乐土，村庄、杜金卡码头上的冻土和摇摇晃晃、高矮不一的木房，几乎就是上帝的天堂了。
“我们被赶到冻原深处，步行去的。路上我们开始遇到工棚、岗棚和建造铁道路基的人，他们穿得各式各样的。‘喂，兄弟，我对自己说：刀也甩过了！不该损坏一切，总有一天还要建设……’
“冻原上耸立着一座大山，侧面终年白雪皑皑。下面还有几座山和一些山地，就在一条小河岸上，在湖水和沼泽之间，有工棚，有许多工棚；有房屋，几座二层楼的房子，有一座甚至在屋脊上挂了面红旗！这就是最初的未来城市诺里尔斯克。
“我看到了红旗，看到了住房。知道吧，人和火光甚至有点儿让我安下心来了。既然命运要这样，我就建设，好好劳动，我要把这个算在刑期内，那我很快就自由了。‘命该如此在白波运河。’囚犯们说。他们不是五年而是两年半的时间建设了运河，所有活下来的人都被释放……”
“是的，剩下来的人很少，剩下的活着的人，”我的父亲突然接茬，“伟大运河的建设英雄。尽管建了一个废物。”
“您说什么？”诺里尔斯克人停止了讲述。
“很少，我说，活下来的人很少啊。他们躺在了石头里、泥土里……讲吧，讲吧……”
来人沉默了下，想了想，往茶缸里加了点水，喝了口茶。
“好吧，一句话，要有自己的十字架，更得有啊。我的十字架比不上拖家带口的人和中年人的重。
“第一年和第二年在工地还忍受得了。还没有劳改营总局。囚犯们似乎在向大片的极寒地带迁移。都应付过去了，有取暖的东西，自备的。用不着报怨伙食，但是建设工程发展起来了。船运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广阔的冻原他们还是感到拥挤。窃贼、土匪、骗子和惯犯们开始结为一伙，在当地生活中为非作歹，恐吓住户。这些住户好歹凑在一起算个小城，他们离开冻原到了岸边，铺设了最北面的铁路。
“当然了，那儿给人们带来了坏血病、伤风感冒、采矿场崩塌、风暴和严寒，但是还没有大批的死亡。是的，我们的建设速度没有合乎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