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有很多小说她没有读过。
可是很奇怪，很奇怪！他越是不行，越是没有办法，越是接近于精神上的全熵状态，他在房管员眼里，在票证科小姑娘、户籍员、办事员、试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的眼里，甚至在亲人们的眼里，甚至也许在契贝任的眼里，也许在妻子的眼里，越是不值钱，可是在玛利亚眼里却越是可贵，越是可亲。他们没有见面，他却知道，却感觉出这一点。他每遇到新的打击，新的凌辱，他都要在心里问她：“玛利亚，你看见我了吗？”
他就这样和妻子坐在一起，和她说着话儿，想的却是她不知道的心思。电话铃响起来。现在电话铃声只能引起他们的惊慌，就好比在夜里收到报告祸事的电报。
“哦，我知道，他们说过要给我打电话，谈谈做临时工的事。”柳德米拉说。
她拿起话筒，眉毛扬了起来，她说：
“他就来。”
“找你。”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用眼睛问：“是谁？”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我想不起来啦。”
维克托接过话筒。
“请吧，我听着呢。”他说，一面看着柳德米拉问询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铅笔，在一小片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母。柳德米拉没有注意他在做什么，慢慢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又给维克托画了一个十字。他们没有说话。
他仿佛听到：“……现在苏联各广播电台联播……”
这声音极像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说“同志们，兄弟们，朋友们……”的声音，现在这声音只对这握着电话筒的一个人说：
“您好，施特鲁姆同志。”
此时此刻，得意、软弱、害怕被什么流氓捉弄的心情、写好的检讨书、履历表、卢比扬卡广场的楼房……这一切一切念头，念头的片断、感情的片断全都混合到一起，搅成了一团。
出现了一种极其明朗的命运已定的感觉，同时又夹杂着一种失去分外可亲、分外动人的极好的东西的悲伤心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维克托说。
他感到吃惊，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
“您好，斯大林同志。”
总共在电话里谈了两三分钟。
“我认为，您的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有喉音，带有用声音强调的表现力，似乎是有意这样，这声音非常像维克托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种声音。维克托有时候为了好玩儿，在自己家里模仿这种声音。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的讲话或者被召见过的人也常常这样模仿他的声音。
难道是有人作弄他？
“我对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维克托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在考虑维克托的话。
“在这战争时期，您是不是感觉缺乏外文资料，仪器设备是否齐全？”斯大林问道。
维克托用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真挚口吻说：
“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研究工作条件完全正常，很好。”
柳德米拉在旁边站着，好像斯大林能看见她，她在听说话。
维克托朝她摆了摆手，意思是：“坐下，怎么不害臊……”可是斯大林又沉默了，在考虑维克托的话，后来说：
“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再见，斯大林同志。”
维克托放下话筒。他们面对面坐着，还像几分钟之前说起柳德米拉在市场上卖掉两块桌布时那样。
“祝您研究顺利。”维克托忽然用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屋里的餐柜、钢琴、椅子依然没有变化，两只没有洗的碟子依然像刚才谈房管员时那样，摆在桌子上。这样没有变化，真不可思议，使人无法理解。因为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儿，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了。
“他对你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他是问，是不是因为缺乏外文资料影响我的研究。”
维克托尽量装出平静和无动于衷的神气说。
他因为自己一时竟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觉得很难为情。
“柳德米拉，柳德米拉，”他说，“你想想看，我没有检讨，没有低头，也没有给他写过信。他是自己，自己打电话的！”
真是不可思议！这件事的威力无比巨大。难道是他曾经日夜焦灼不安，睡不着觉，填履历表时发呆发愣，抓住自己的头发，思索在学术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回想自己的过错，在心里检讨、求饶，等待逮捕，想着自己的穷困，提心吊胆地想着如何跟身份证管理员和票证科的小姑娘打交道？
“我的天啊，天啊，”柳德米拉说，“托里亚再也不会知道这种事儿了。”
她走到托里亚的房间门口，把门开了。
维克托拿起话筒，又把话筒放下。
“万一是有人开玩笑呢？”他说着，走到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