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声，他的安宁，他的自信心，一切都被剥夺了。难道也把他最后的庇护所—爱情，夺走了吗？
有时他灰心绝望，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好像他看不见她就没法活下去。有时他嘟哝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有什么。”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现在谁还喜欢我呀？”
可是在他绝望的深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光明点—就是他和玛利亚保持着心灵的纯洁。他们很痛苦，但是没有给别人造成痛苦。但是他明白，他的一切想法，哲学上的想法，平静的想法，恼恨的想法，都不能回答他心中出现的问题。
他生玛利亚的气，他嘲笑自己，他悲伤地听天由命，他想着对柳德米拉的责任，想着如何对得起良心—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战胜他的绝望。每当他想起她的眼睛、她的声音，他就苦恼得不得了。难道他再也看不到她了？
当他感到分手不可避免，感到失落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不顾内心的羞愧，对柳德米拉说：
“你知道，我一直在担心马季亚罗夫，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不知道是不是有他的消息。你打电话问问玛利亚，好吗？”
最奇怪的也许是他还在继续进行研究。他研究是在研究，可是苦恼、不安、痛苦并没有停息。研究不能帮助他战胜苦恼和恐惧，研究没有成为他的精神良药，他并非希望通过研究忘却难受的念头，忘却心灵的绝望。研究比药物的力量更强大。他还在研究，因为他不能不研究。
四十二
柳德米拉对维克托说，她遇到房管员，他请维克托上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就猜因为什么要叫他去。因为住房面积超标？换身份证？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报告了叶尼娅没有登记就在这里住过？
“你当时就该问一下，”维克托说，“那样咱们就用不着在这里费脑筋了。”
“是的，当时应该问，”柳德米拉也说，“可是我慌了，因为他说，叫你丈夫上午来吧，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
“啊，天呀，他们已经全知道了。”
“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都在看着嘛。有什么奇怪的？”
“是的，是的。你可记得，战前来过一个年轻人，带着红红的小本子，要你向他报告，有谁上邻居家来过？”
“我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我不客气地大声骂了他一句，他只在门口说了一句‘我以为你很有觉悟呢’，就走了。”
这件事柳德米拉说过很多遍。他平时听她说的时候，总要插话，为的是让她说简单些，可是现在他一再要求她说说详细情形，再不催她。
“你听我说，”柳德米拉说，“也许，是因为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
“我认为不是。如果是那样，就不会单单叫我去，也应该叫你去。”
“也许，是要你签什么字？”柳德米拉犹犹豫豫地说。
他的心绪异常阴沉。他一直想着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谈的话，他说的话太危险了。他想起在大学里的时候，那时候他说话太随便了。他和米佳争论过，和克雷莫夫争论过，虽然有时他也赞成克雷莫夫的观点。可是他这一生从来没有敌视过党，敌视过苏维埃政权。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时说过的一些特别尖锐的话，不觉浑身都凉了。可是克雷莫夫这个坚定的、坚持思想原则的共产党员，这个狂热的信徒，从来不怀疑什么的，却被逮捕了。他和马季亚罗夫、和卡里莫夫说过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话，又会怎样呢？多么奇怪呀！
通常一到傍晚，黑暗渐渐来临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惧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受不了。但是等到他觉得完蛋已成了定局，他就一下子快活起来，轻松起来！哼，去他的吧！
一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发疯了。但是当他一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的研究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粗野、无味的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为一种活着的感觉时，他就愉快起来。
现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虑检讨自己的错误。他是渺小可怜的，是无知的，检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谁也不要他。不论检讨不检讨，愤怒的国家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在这段时间里，柳德米拉变化得很厉害。她已经不在电话里对房管员说：“请您马上给我派一个修理工来。”不再到楼梯上去检査：“这是谁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点儿不正常，摸到什么穿什么。有时到配给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起名贵的皮大衣；有时扎起灰色的旧头巾，穿起战前就想送给电梯女工的大衣。
维克托看着柳德米拉，心里想着他们两个再过十年、十五年，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记得，在契诃夫的《主教》里，母亲放牛，对一些妇女说，她的儿子当年做过主教，可是很少有人信她的话？”
“我读过已经很久了，那还是在小时候，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要再读一读。”维克托很生气地说。
他一直因为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