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窗子里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大街，有一个穿棉袄的女人走过去。
他又走到电话机跟前，弯起手指头在话筒上敲了敲。
“刚才我的声音怎么样？”他问。
“你说得很慢。你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是斯大林嘛！”
“也许，真是开玩笑呢？”
“瞧你说的，谁敢开玩笑？开这种玩笑起码要判十年徒刑。”
不过一个钟头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哼唱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情歌“他孤单单，无人陪伴”呢。
斯大林打的电话呀！在莫斯科一年当中也只有一次或两次传说着：斯大林给电影导演多夫任科打电话了，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电话了。
不需要他下命令：给某人奖金，给某人住房，为某人造研究所。他太伟大了，用不着说这些小事。这一切自会有他底下的人操办。他们可以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声调中猜测他的心意。他只要亲切地对一个人笑一笑，这个人的命运就变了—这个人就会从黑暗中、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一下子来到荣华富贵的倾盆大雨之下。就会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向这个幸运儿顶礼膜拜，就因为斯大林对他笑过，或者在电话里对他说过笑话。
人们会到处传说这些交谈的详情细节，斯大林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人们吃惊。话越是平常，就越是使人吃惊。似乎斯大林不可能说家常话。很多人在传说，他有一次打电话给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开玩笑说：
“你好，老酒鬼。”
还有一次他向另一个名人，一个老好人问到被捕的朋友，那个名人慌了，回答得含糊不清，斯大林说：
“您没有把自己的朋友保护好。”
还在传说，他有一次往一家青年报的编辑部打电话，副主编接电话，说：
“我是布别金。”
斯大林问：
“布别金是什么人？”
布别金回答说：
“要查一查。”他说着，就把话筒扔下。
斯大林又叫接通了电话，说：
“布别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请您说说，您是什么人？”
据说，布别金在这之后，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害的是神经震荡。
他一句话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元帅、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战场，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由于斯大林一句发怒的话就会变得不值一文，变成劳改营的尘土，就会手拿饭盒，在劳改营的厨房外等候领取一勺稀稀的菜汤。
还在传说，有一天夜里，斯大林和贝利亚去看不久前从卢比扬卡监狱放出来的一位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他那儿一直坐到天亮。住在这座院子里的人夜里不敢出来上厕所，早晨也不去上班。据说，给来客开门的是担任居民小组长的一名产科女医生，她穿着睡衣出来，手上还抱着小哈巴狗，她很生气：夜已经很深了，还有人来按门铃。后来她说：“我把门开了，看见一张相片，相片活动起来，冲着我来了。”据说，斯大林来到走廊里，对着电话机旁边贴的一张纸看了很久，那是居民们画道道儿记录打电话次数的，为的是按次数付款。
这些事情使人感到惊异和好笑，正因为一些话和一些情形很平常，至于斯大林竟会在几家合住的房子的走廊里走，更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凭他一句话就可以出现大规模的建筑，一队队的伐木工人就会开进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人群就去开凿运河，建造城市，在极夜地区和永久冻土地带开辟道路。他本身就代表着伟大的国家。阳光是斯大林宪法的阳光。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斯大林的建设……斯大林的战略……斯大林的空军……伟大的国家就表现在他的性格、他的气派中。
维克托一遍又一遍地重说着：
“祝您研究顺利……您的研究方向很有意义……”
现在很清楚：斯大林知道，国外已经开始关注深入研究核反应的物理学。
维克托早就察觉，围绕着核反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紧张氛围，他在英美一些物理学家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在一些不大合乎思维逻辑的半吞半吐的话里，感觉出这种紧张氛围。他发现，有些经常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研究者的名字现在不见了，有些研究重核分裂的人好像失踪了，也没有人引用他们的著作。他觉得，问题范围一接近铀原子核的衰变问题，就格外紧张，不再说了。
契贝任、索科洛夫、马尔科夫不止一次谈起这方面的问题。不久之前契贝任还说到一些人眼光短浅，看不到和中子作用于重核的实用远景。契贝任本人倒是不想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在充满士兵的皮靴声、炮火与硝烟、坦克履带声的空气中，出现了新的、无声的紧张氛围，所以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手拿起电话筒，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便听到了他那缓慢的声音：“祝您研究顺利。”
于是一道新的淡淡的阴影，无声无息、隐隐约约地落到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