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
年轻的小贼科尔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姆·鲁宾，要拿一双脱了掌的破运动鞋换他的皮鞋。
鲁宾觉得要倒霉，神经紧张地打着呵欠，环视着周围的人，寻求支持。
“你这小气鬼，小心点儿，”像一只灵活的黄眼野猫似的科尔卡说，“该死的东西，你小心点儿，别惹我发火。”
后来科尔卡说：
“你为什么不准我病假？”
“你很健康嘛，我不能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科尔卡，我向你保证，我很希望准你请假，但是我不能。”
“你同意不同意？”
“你要知道我的难处。难道你以为，我能批……”
“好啦。算啦。”
“别急，别急嘛，你要了解我的难处。”
“我了解。现在该你了解我了。”
什捷金格是完全俄罗斯化了的瑞典人，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间谍。他正在文教处发给他的一块硬纸板上作画，他的眼睛离开画一小会儿，看了看科尔卡，看了看鲁宾，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作画。画名叫《原始森林妈妈》。什捷金格不怕刑事犯人，不知道为什么，刑事犯们都不敢碰他。
等科尔卡走开以后，什捷金格对鲁宾说：
“阿布拉姆，你的做法很不聪明。”
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也不怕刑事犯。他在进劳改营之前，在远东做航空技师，在太平洋舰队里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刑事犯们都很敬重他，但是他从来不曾为受刑事犯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架铺中间的狭窄通道上走着，又烦恼起来。百米长的棚屋的那一头沉没在马合烟 [42] 的烟气中。每次他都觉得，等走到棚屋的尽头，会看到一点新的东西，可是走到尽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装着洗脸木槽的过道，刑事犯在木槽下面洗裹脚布，还是挂在石灰墙上的拖把，还是那油漆木桶，铺上还是露着刨花的褥垫，还是不高不低的嗡嗡说话声，还是一张张枯瘦的、一样颜色的囚犯脸。大多数囚犯坐在铺上等待就寝信号，谈女人，谈菜汤，谈切面包的人弄鬼，谈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最高检察院的申诉书的遭遇，谈新的采煤和运煤定额，谈今天的寒冷和明天的寒冷。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谈话的片断。他觉得，这种一模一样、没完没了的谈话要在押送站、军车上、劳改营的棚屋里，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持续很多年，年轻的都要谈女人，年老的都要谈吃的。等到老头子如饥似渴地谈起女人，年轻小伙子谈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东西，那就特别糟了。
阿巴尔丘克从加秀琴柯坐的铺旁边经过时，加快了脚步。一个老人，他的妻子已经有儿孙们唤“妈妈”、“奶奶”了。他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待遇太可怕了。
就寝号快点儿响起来吧，快点儿躺到铺上，拿棉袄蒙住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朝门口看了看—也许马加尔来了呢。阿巴尔丘克要求求大组长，让他们睡在一起，他们每夜都可以长谈，推心置腹地谈，因为他们是两个共产党员，是老师和学生。
棚屋的头面人物，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巴尔哈多夫、棚屋大组长萨罗科夫在一个铺上举行小小的宴会。佩列克列斯特的狗腿子、原来管计划的日里亚波夫担任跑堂，将一块手巾铺在凳子上，摆放奶油、鲱鱼、点心—这都是佩列克列斯特队里的人孝敬的贡品。
阿巴尔丘克从头面人物的铺边走过，觉得自己的心紧张得停止了跳动：说不定他们会喊他，叫他吃一点儿呢。他真想吃点儿好吃的呀。巴尔哈多夫真没有良心！他在仓库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阿巴尔丘克也知道他偷钉子，偷了三把锉刀，但是在值班时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完全可以招呼一声：“喂，主管，来跟我们坐一会儿吧。”阿巴尔丘克很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仅想吃，而且还有一种感情在作祟，这是一种很卑微、很下贱的囚犯感情：很想在厉害角色的圈子里坐一会儿，随便跟佩列克列斯特谈一谈，佩列克列斯特可是偌大的劳改营听到名字都发抖的人物。
阿巴尔丘克想起了自己—下贱。马上又想到巴尔哈多夫—下贱。
没人喊他，却喊了涅乌莫里莫夫。于是这位骑兵旅长、获得两颗红旗勋章的英雄龇着褐色的牙齿，笑嘻嘻地朝他们的床铺走去。这个笑嘻嘻地去参加几个贼的宴会的人，二十年前曾经率领几个骑兵团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战斗过……
他今天干吗对涅乌莫里莫夫谈起托里亚，谈自己的心事？
不过他也为共产主义战斗过，他也在库兹巴斯工地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斯大林做过汇报。当他低着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蒙了肮脏的绣花手巾的凳子旁边走过时，也曾经希望他们喊他。
阿巴尔丘克走到莫尼泽的床铺边，莫尼泽一面补袜子，一面说：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你要小心，我要拿拳头敲你的脑袋，我要汇报你，还算便宜你，你是最坏的叛徒。’”
坐在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