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上的鲁宾说：
“这还不是最糟的呢。”
“是的，是的，”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到他们把旅长喊过去，旅长那股高兴劲儿吗？”
“他们没喊你，你不痛快了吧？”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恼羞成怒，说：
“你看看自己的灵魂吧，别忙着说我。”
鲁宾像鸡那样半闭起眼睛，说：
“我吗？我连不痛快也不敢。我是最低下的一类，没人理睬。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没听见吗？”
“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阿巴尔丘克把手一挥，站了起来，又顺着床铺之间的通道朝那张凳子走去，又听到那没完没了的谈话。
“甜菜猪肉汤天天有，不光是过节。”
“她的乳房才滑溜呢，你恐怕都不信。”
“哥儿们，我不讲究，有羊肉泡饭就行啦，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凉拌菜……”
阿巴尔丘克又回到莫尼泽的铺前，坐下来，听别人谈话。
鲁宾说：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做眼线。’他说的是告密者，比如说，向侦缉人员暗地汇报。”
莫尼泽一面继续补袜子，一面说：
“去他娘的吧，告密—是顶下贱的事。”
“怎么会告密呢？”阿巴尔丘克说。“你是共产党员嘛。”
“他这共产党员跟你一样，”莫尼泽说，“是过去的话了。”
“我不是过去的，”阿巴尔丘克说，“你也不是过去的。”
鲁宾又使他恼了，因为说出了应有的怀疑，应有的怀疑往往比不应有的怀疑更刺激人，更叫人受不了。
“这不是党员不党员的问题。一天喝三次玉米泔水汤，大家都喝够了。我也恨死了这种汤。你这一点我赞成。不赞成的是你夜里和白天两副面孔。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听见了吗？”
“头朝下，腿朝上啦！”莫尼泽说过这话，就笑了起来。可能因为再没什么好笑的了。
“你怎么，以为我只有动物本能啦？”阿巴尔丘克问道。他觉得自己简直憋不住要把鲁宾揍一顿。
他又霍地站起来，在屋里走起来。
当然，他吃够了玉米糊。多少天以来，他都在猜想着十月革命节的伙食：会不会有肉丁炒白菜、通心粉汤、杂烩？
当然，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侦缉人员。好一点儿的差事，比如管澡堂，切面包，是不容易弄到手的。他可以在实验室工作，穿白大褂子，干自在活儿，跟刑事犯们不发生关系，他也可以在计划处工作，可以领导煤矿……可是鲁宾不对。鲁宾想侮辱他，鲁宾泄他的气，在他身上寻找下意识地悄悄出现的东西。鲁宾就喜欢钻空子。
阿巴尔丘克一辈子痛恨圆滑，痛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过去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心，在于他能使用法庭的权力。他怀疑妻子，就和她离了婚。他不相信她能够把儿子教育成一个坚定的战士，就不让儿子用他的名字做父称。他常常痛斥摇摆不定的人，瞧不起爱发牢骚的人和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的人。他曾经把库兹巴斯工地上一些想家、不安心的莫斯科工程技术人员交付法庭。他把四十名离开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判了刑。他还和钻营市侩的父亲断绝了关系。
做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是幸福的。每一次把人送交法庭，他都可以证实自己的精神强大，证实自己是典范，证实自己的纯洁。他从中得到乐趣，增强信心。他从不躲避党的动员号召。他自愿不领取党员最高月工资。他天天穿着很平常的制服和靴子去上班，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戏院。有时党派他去休养，他就穿这套服装在雅尔塔的海边散步。他希望一切都像斯大林。
他失去使用法庭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本色。鲁宾感觉到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在话里指出他的软弱、他的怯懦，指出悄悄进入劳改犯心中的一些可怜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多夫拿仓库里的钢材把有的坏家伙喂饱啦，可是我们的大英雄连一声也不哼。就连小鸡也想活呢。”
当阿巴尔丘克准备责备别人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也会被责备，就会动摇起来，觉得灰心丧气，便失去自己的本色。
阿巴尔丘克在一个床铺旁边站下来。老公爵多尔戈卢基正在这里和经济学院的年轻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里一向表现很高傲，营队领导人走进棚屋巡视，他都不肯站起来，常常公开发表反政府观点。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和许多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的文章，让学生传阅。不知是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学生把他告发了。
多尔戈卢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之前，他在巴黎住了很久。他想念祖国，就回来了。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就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常常祷告，结识了一些教徒，并且写一些内容神秘难懂的诗。
这会儿他就在给斯捷潘诺夫念诗。
阿巴尔丘克将肩膀靠在上铺与下铺之间钉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