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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他认为，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内，是抓错了的，其余的都是罪有应得，是正义的利剑惩罚革命的敌人。
他见过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唯唯诺诺、残酷无情……他把这些东西叫做资本主义遗毒，他认为这些东西只有那些遗老遗少、白军军官、富农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身上才有。
他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里莫夫就要离开仓库的时候，忽然说：
“哦，我忘啦，刚才有一个人问你来着。”
“哪儿来的人？”
“昨天军车上下来的。正在分配他们工作。有一个人问起你。我说：‘凑巧我知道，我跟他铺挨铺已经睡了有三年多。’他对我说了他的姓名，可是我一下子就忘啦。”
“他是什么样子？”阿巴尔丘克问。
“噢，模样儿够寒碜的，鬓角上还有一道伤疤。”
“啊哈！”阿巴尔丘克叫起来。“莫不是马加尔呀？”
“就是，就是。”
“这是我的老同志，我的老师，是他发展我入党的。他问什么来着？他说了一些什么？”
“问的是一般的话，问你判了几年。我说：报了五年，批下来是十年。现在咳嗽起来，有可能提前获释。”
阿巴尔丘克没有听涅乌莫里莫夫说话，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叫着老同志的名字：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一段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真的，很特别。他对同志什么都舍得，冬天可以脱下自己的大衣，可以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同志。又聪明，又有学问。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是刻赤 [41] 渔民的儿子。”
他回头看了看，俯身对涅乌莫里莫夫说：
“你记得，咱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起组织，帮助党。阿布拉姆·鲁宾曾经问：‘让谁当书记呢？’现在有了，就是他。”
“可我还是推选你，”涅乌莫里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要是想找他，刚才有十辆汽车装着人到各分部去了，大概他也去了。”
“没什么，能找到他的，啊，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我了吗？”
涅乌莫里莫夫说：
“我差点儿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给我一张白纸。瞧我的记性真差。”
“要写信吗？”
“不是，要向谢苗·布琼尼写申请书，要求上前线去。”
“不会让你去的。”
“布琼尼还记得我呢。”
“不会让政治犯上军队里去。咱们的煤矿可以多出一些煤炭，战士们也会因此感谢咱们，也可以说尽到自己的力量啦。”
“我还是希望上军队里去。”
“这种事儿布琼尼也没办法。我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呢。”
“布琼尼也没办法？你真是开玩笑！还是你舍不得一张纸？我的限额用纸已经用完了，文教处又不给我。要不然我不会向你要。”
“好吧，我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还有几张纸，是未经批准存下的。文教处发纸是有数的，而且以后还必须说明纸是怎么用了的。晚上，棚屋里的情形一如往常。原近卫重骑兵团军官东古索夫老头子眨巴着眼睛，没完没了地说着传奇故事。犯人们仔细听着，搔着痒痒，带着赞赏的神气晃着脑袋。
东古索夫随心所欲地编造着荒诞离奇的故事，把一些熟悉的女舞蹈家、阿拉伯的劳伦斯，把三个火枪手和凡尔纳“鹦鹉螺”号潜艇的事都编了进去。
“等一等，等一等，”有一个听众说，“她究竟怎样跨过波斯国境的？你昨天说，她被奸细毒死啦。”
东古索夫停了一会儿，和善地看了看挑毛病的人，就又很起劲地说起来：
“娜金其实并没有死。一位西藏医生往她那半张开的嘴里滴了几滴高山仙草熬出来的药水，又把她救活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就能起来，不用别人搀扶，可以在屋里走动了。她的体力渐渐恢复了。”
大家听了他的解释，都很满意。
“明白啦……再说下去吧。”大家说。
在角落里，一些人在哈哈大笑，在听蠢头蠢脑的老工长、德国人加秀琴柯拉长了声音说下流的顺口溜。
有的顺口溜十分好笑，听众一直笑得没了劲儿。有一个害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和作家，是一个善良、聪明而腼腆的人，正慢慢地嚼着烤干的白面包，这是妻子寄来的，他昨天才收到。看样子，他吃着又香又脆的干面包，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涅乌莫里莫夫正在跟一个坦克手争论。坦克手进劳改营，是因为出于卑劣的动机，杀人行凶。他为了给大家解闷，嘲笑骑兵，涅乌莫里莫夫气得脸发了白，大声对他说：
“你可知道，在一九二〇年，我们凭马刀干过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知道，你们拿马刀杀过偷来的母鸡。一辆坦克就可以把你们整个骑兵第一集团军打退。你们的国内战争无法跟卫国战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