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尔丘克被叫到财务处，因为在统计表上有些数字不对头。财务处副处长训斥他，还说要报告上级。他听到这些吓唬，心里觉得憋得慌。助手不帮忙，他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他又不敢告巴尔哈多夫的状。他很劳累，很怕丢掉管理仓库的活儿，又要到矿上去，或者去伐木。他已经白了头，没有多大力气了……大概他就是因为这样才烦恼—他的一生已经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层下。
等他从财务处回来，巴尔哈多夫在睡觉，头底下枕着毡靴，看样子，是其他犯人给他送来的；他的脑袋旁边放着已经空了的锅子，腮上粘着他捞来的小米。
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多夫有时把仓库里的工具弄出去，很可能，这毡靴就是仓库里的东西换来的。有一天，阿巴尔丘克发现少了三把锉刀，就说：
“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窃紧缺的钢材，怎么不知道羞耻……”
巴尔哈多夫回答说：
“你这狗虱子，闭嘴！要不然你等着瞧！”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唤醒他，就叮叮当当地整理锯条，又咳嗽，又把小锤掉在地上。巴尔哈多夫醒了，带着心安理得和不满意的神气注视着他。后来巴尔哈多夫低声说：
“昨天一列军车里下来的一个小伙子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地区的劳改营还不如呢。犯人都带着镣铐，半个脑袋剃得光光的。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缝在胸前，缝在膝盖上，背后还缝着犯人标记。”
“胡扯。”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多夫带着向往的神气说：
“应当把所有的政治坏分子弄到那儿去，首先应当把你这个家伙弄去，免得把我弄醒。”
“对不起，巴尔哈多夫先生，我打搅您了。”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多夫，但有时候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换班时间，满身黑炭粉的涅乌莫里莫夫来到仓库里。
“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道。“大家都参加了吗？”
“竞赛是展开啦。打仗需要煤炭嘛，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把标语贴到了文教处：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了一口气，说：
“你要知道，应该写一部描述劳改营里的烦恼的著作。有时烦恼使人感到沉重，有时烦恼来势凶猛，有时烦恼使人气闷，叫人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有一种烦恼很特别，既不沉重，也不凶猛，也不使人气闷，而是撕心裂腑，就像深水怪物要把海洋搅翻。”
涅乌莫里莫夫苦笑了一下，不过他露出来的不是雪亮的白牙，他的牙齿已经坏了，和煤炭一样颜色了。
巴尔哈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看了看，说：
“你老是这样悄没声地走路，冷不丁来到我跟前，我都哆嗦起来啦。”
巴尔哈多夫是个不爱笑的人，带着很操心的神气说：
“我要上粮食仓库去一下，你没意见吧？”
他走后，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夜里我想起前妻生的儿子。他大概已经上前方去了。”
他凑到涅乌莫里莫夫耳朵跟前，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在想，我会见到他的，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爸爸的遭遇是很偶然的，算不了什么，党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是合乎时代最高要求的！”
“他姓你的姓吗？”
“不，”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原来认为，他可能会长成―个市侩。”
昨天傍晚和夜里，他想过柳德米拉，很希望见到她。他翻阅残破的莫斯科的报纸，说不定能看到“中尉托里亚·阿巴尔丘克”呢，那样他就会清楚，儿子想姓他的姓了。
他生平第一次希望有人怜惜他。他想象着，他怎样走到儿子跟前，激动得连气都喘不上来，拿手指着自己的喉咙，表示说不出话来。托里亚会把他抱住，他会把头放到儿子胸前，哭起来，毫不难为情，尽情地哭，哭。他们会站上很久，儿子比他高一个头……
儿子一直想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同志们，向他们打听当年父亲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托里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完全白啦，你的脖子多么细，皱纹好多啊……你一直斗争了这么多年，你进行的是伟大而孤单的斗争呀。”
在审讯的时候，给他吃了三天咸菜，却不给他水喝。还要打他。
他明白，主要的不是要他招供破坏行为和间谍行为，也不是要他诬陷别人。关键是要他怀疑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确性。在审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落到了匪徒手里，只要能见到审讯科长，这些审讯他的匪徒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他看出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暴徒。
他了解了羁押犯人的军用列车和轮船统舱，各有各的规矩。他看到过，一些刑事犯不仅输掉别人的东西，而且输掉别人的性命。他见过下流无耻，见过卑鄙的出卖。他见过刑事犯的野蛮行为，那是疯狂的、血腥的、极其残酷的。他见过得势的正统派与不得势的正统派之间可怕的派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