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夫季亚·格里戈里芙娜·巴尔苏克，清理人的妻子
塔玛拉·瓦西里芙娜·别洛卡雅，医生
叶卡捷琳娜·费多罗芙娜·博布洛娃，从皮里亚特镇撤离的居民
安德烈·巴提斯，记者
伊凡·瑙莫维奇·维吉奇克，小儿科医师
叶连娜·伊利尼契娜·沃罗尼科，布拉金安置中心的居民
斯韦特兰娜·戈沃尔，清理人的妻子
纳塔利娅·马克西莫芙娜·贡恰连科，撤离的居民
塔玛拉·伊利尼契娜·杜比科夫斯卡雅，那罗夫亚安置中心的居民
艾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医生
亚历桑德拉·伊凡诺夫芙娜·克拉夫特索娃，医生
叶列诺拉·伊凡诺夫芙娜·拉杜坚科，放射学家
伊琳娜·尤里芙娜·卢卡舍维奇，接生婆
安东尼娜·马克西莫芙娜·拉里沃契科，撤离的居民
阿纳托利·伊凡诺维奇·波利修克，水文学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娃·萨维列耶娃，母亲
尼娜·汉特斯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我很久没有见过因为怀孕而开心的女人了，也没见过快乐的母亲。一个最近生产的母亲，她刚恢复精神，便马上喊道：“医生，把孩子带来给我看！把他带过来！”她抚摸着婴孩的头、前额、娇小的身体和四肢。她只是想确定：“医生，我生下来的孩子正常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护士帮婴儿喂食。母亲很害怕地说：“切尔诺贝利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曾去那里探望我妈妈。我被黑色的雨淋到了。”
她还告诉我们她做的梦，她梦到她生了一头有八只脚的小牛，还有长着刺猬头的小狗。真是古怪的梦。女人们以前不会做这样的梦。至少我从没听说过。我当接生婆已经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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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校老师，我教俄文。这件事发生在……我想想……是在六月初的考试时。校长忽然将我们全部人召集起来，宣布：“明天，所有人都要带铲子来。”
原来，我们必须把学校周围受污染的表层土挖起来，然后军队会前来将地铺平。
教师们提出了问题：“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防护装备给我们？他们会带特殊服装或防毒面罩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拿起你们的铲子挖就对了。”
只有两个年轻老师拒绝这么做，其他人都出去铲土了。虽然觉得受到了压迫，但在我们心中，仍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要勇于面对困难和危险，要能保护我们的祖国，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教导学生的事吗？要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牺牲奉献。我教导的俄国文学作品，可不是在讲人生道理，而是战争，例如肖洛霍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马诺夫、法捷耶夫和鲍里斯·波勒沃夫。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参与。他们是新一代的人。这些人已经跟我们大不相同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头铲土。我们回家时，意外地发现商店仍在营业，女人们开始购买裤袜和香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了。尤其是忽然间出现了排队人潮，在购买面包、盐巴和火柴的现象，更加深了这种气氛。大家都忙着把面包脱水，做成饼干。虽然是在战后出生的，但我很熟悉这一切。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会怎样离开我的家，我跟孩子们会怎么被撤离，我们会带些什么东西走，给母亲的信会写些什么。虽然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日常生活却一如既往，电视上仍播放着喜剧。我们知道如何在恐惧中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我们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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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进村后，开始撤离居民。街道上很快便充斥着军事器材：装甲运兵车，盖着绿色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车。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离村庄，这样的气氛充满压迫感，特别是对那些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刚开始，人们抱怨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反应炉出了问题，所以是他们的错，然后渐渐改口为：“都是政府的错。”
切尔诺贝利事件常被拿来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前者严重多了。战争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人们对此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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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像是我从未离开过此地。我每天的行为一模一样。走在同样的街上，经过同样的房子。这个城镇就是这么宁静。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躺在外头，晒着太阳。我母亲跑了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躲到家里，你竟然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那罗夫亚离切尔诺贝利有四十公里远。”
当晚，一辆日古利车停在我家门前，我朋友跟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她丈夫穿着运动服和老旧的拖鞋。他们从皮里亚特穿过森林，经过乡间小路才来到这里。
一路上有警察巡逻，还有军队封锁道路，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人离开。她一进门就大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点！”她不停地喊着。“我们刚买了新家具、新冰箱。我还织了一件毛衣。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我用玻璃纸把东西都包了起来。我们整晚都没睡。到底会发生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