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此写了许多书。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聪明人向我解释这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我是一个太空火箭研究者，专长是火箭燃料的研究。我在拜科努尔（此地为太空研究中心）工作。宇宙号卫星和东欧科学卫星这样的太空计划，占去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你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天空、极地，无所不及！你可以带领人们到达太空！苏联的全体人民都跟着尤里·加加林，一同进入太空，人们与他一同脱离了地球。我们都到了太空！我至今仍十分敬爱加加林——他是个了不起的俄国人，有着灿烂的微笑，就连他的死亡都很戏剧化。
那段日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因为家庭原因搬到白俄罗斯，结束了我在拜科努尔的工作。来到这里，我随即投身于这片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太空，我对事物的认知都必须重新来过。就算我曾经接触过最先进的科技，还有最先进的太空技术，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简直难以形容——连想象都没有办法——这……（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刚才还突然觉得，我终于懂了——我还以为我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不论你跟谁谈起切尔诺贝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我宁愿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内容。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我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属于切尔诺贝利的教堂，当中供奉着圣母像，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这次“神的惩罚”。我们收集捐款，慰问病人和垂死的人。我们如实记录事件，还要建造一个博物馆。
我之前认为，以我当时的心态，恐怕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我接到的第一个指示是：“钱在这里，你要把钱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也就是分给三十五个寡妇。”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须公平地分配资金。但是该怎么分呢？有一个寡妇要养育生病的小女孩，另一个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也得了病，而且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寡妇有四个小孩。我晚上睡不好，满脑子在想：“怎么做，才不会亏待这些人？”我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却找不到方法。最后，我们只能按名单，把钱平分给每个家庭。
我真正的贡献是博物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他沉默了一会儿）有时我会想，不要建博物馆，改建一座殡仪馆好了，我可以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今天早上，我还没脱下外套，就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哭泣着——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哀号：“把他的奖章给你！把他的奖状也给你！把抚恤金都还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
她哀号了好一阵，然后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和奖状。唉，这些物品会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人们会看到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声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每当我摆设这些奖状时，我就会想起她的哭声。
亚罗舒克上校已经来日不多了。他是一个放射化学家。他以前壮得像头牛，现在却瘫痪在床。他老婆像翻枕头一样帮他翻身，拿汤匙给他喂食。他有肾结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疗，但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一贫如洗，只能仰赖人们的救济。政府就像债主一样，我们这些人好像早已被政府遗忘。
当他死的时候，政府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亚罗舒克上校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政府彻头彻尾地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上校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就凭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他必须“感受”到一个定点，然后绕着定点走，以便能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那些被派去反应炉屋顶工作的士兵，又怎么样了呢？总共有两百一十支部队被派去清理这场大灾难的辐射尘，也就是说，一共有三十四万士兵参与善后。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严重。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他们的下方没有辐射防护，只是穿着普通的廉价迷彩靴子。
这些人每天都要上屋顶作业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当日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然后能领一份奖状和一百卢布赏金。之后，这些士兵便四散至祖国各地。他们在屋顶上捡拾反应炉的燃料跟石墨，以及混凝土碎片跟金属物品。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便可装满一台手推车，然后再花约三十秒的时间，将这些“垃圾”从屋顶上丢下去。这些特制的手推车本身就重达四十公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铅制上衣、防辐射面具、手推车，还有快得惊人的工作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着军帽大小的石墨模型。如果这是真的石墨，将会重达十六公斤，由此可知石墨密度高又沉重。现场的遥控机器时常不听使唤，因为电路会遭到高辐射的影响。最可靠的“机器”就是士兵，他们被称为“绿色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