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服的颜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毁坏的反应炉屋顶作业。夜里，这些士兵睡在帐篷里，他们都曾跟我说过，刚开始时他们将麦秆铺在地上睡——这些麦秆都是从反应炉附近取来的。
这些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也来日不多了，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他们都是牺牲品。
当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核爆，士兵们必须将冷却用的水从反应炉下取出，以避免铀跟石墨的混合物与水接触。一旦碰到水，将可能达到临界质量的状态。若发生爆炸，威力将可达三百万吨至五百万吨。这意味着不仅基辅与明斯克，连整个欧洲都将有一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
你可以想象吗？一场遍及欧洲的大灾难！所以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潜下去打开排水管活门？政府保证会提供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他们开始在士兵当中寻求志愿者。然后这些人便站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潜入水中好几次，成功地打开了活门。他们所属的部队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赏，不过当初保证的汽车和公寓都被遗忘了——但这并不是那些士兵潜水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才这样做的，这些物质保证是他们最不看重的。（他开始难过起来）这些人都过世了，只剩下在我们博物馆里的文件里，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挺身而出，又会如何？他们有着做出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份情操无人能比。
有人这样对我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了。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个体。他只是想在生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也许之前只是个无名小卒，如同背景一般毫不起眼，而现在，忽然间，他当上了主角。这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求。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你得到了一个用死亡换取人生意义的机会，还能够被后人敬仰。你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死亡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死亡能换来不朽。针对他的说法，我与这个人争辩起来。
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完全不认同！没错，我们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我们要能随时出动，随时准备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当我完成高中学业，打算进普通大学时，我父亲很震惊：“我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你竟然打算将来穿西装上班？我们的祖国需要有人来保护！”他好几个月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申请进入军校为止。
我父亲参加过战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的遗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后什么都没留下：房子、汽车、土地。他留给我什么遗物呢？一个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芬兰战役开始前得到的，里面装满了他的战争勋章。我还有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三百封他从前线写来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写的，我母亲把这些信保存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现在你可以理解我怎么看待这座博物馆了吗？这个骨灰坛里装着切尔诺贝利的泥土，只有一小把土。还有一个矿工的帽子，也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还有一些从隔离区取来的农具。我们这里可没有辐射剂量计——因为我们会发光！这里收藏的所有物品都是真的，没有任何塑胶模型。人们需要相信我们。人们只会相信货真价实的物品，因为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实在太多了，一直是这样。一些不实的团体甚至成立了基金和商业大楼……
既然你在写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些难得一见的影片。我们在不断收集这些影片。这不是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不是的，政府不会让任何人录像，录像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人录像被发现，有关当局会立刻取走底片，损毁后才把机器还给你。
我们没有任何纪录片记载他们迁走人们和家畜的过程。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现在仍有部分切尔诺贝利的照片残留下来，但当时他们破坏了数不清的录像机和照相机！
人们已饱受官僚体制的摧残。讲出切尔诺贝利的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相信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那些消防员乌黑的脸，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离死不远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腿，她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应炉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会让你想起铁栅栏，膝盖以下的部分满是坑洞。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你一定得看看。
我回家时，还抱不起我的小儿子。我需要先喝五十克至一百克伏特加，才可以抱他。
博物馆里有一个区，是用来纪念那些直升机驾驶员的。这位佛多拉斯基上校是俄罗斯的英雄。他安息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葬在一个叫祖柯夫鲁格的村庄。
他在受到超过安全剂量的辐射后，本应该立即离开，但他留下来额外训练了三十三名直升机驾驶员。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飞行任务，总共运送了两百三十吨货物。平均一天要飞行三到四次，在反应炉上方三百米处飞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