舱的温度可达六十摄氏度。从高空不断空投沙包下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底下的情形。这样的工作，每小时会受到一千八百伦琴剂量的辐射。驾驶员在空中仍可以感受到辐射。
为了准确空投命中爆炸后的火坑，这些驾驶员必须将头伸出机舱，用肉眼来确认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些政府委员每天开会时都讲得很简单：“这个任务会需要牺牲两到三条人命，至于另一个任务则需要牺牲一条。”就是讲得这么简单明了，而且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佛多拉斯基上校死了。挂牌上标示着他在反应炉上方受到的辐射量，那些医生写着七贝克，而实际上却是六百贝克！
至于那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应炉底下挖隧道的矿工呢？工程师表示，他们需要一条隧道，在其中灌注液态氮来冷冻地枕带，否则反应炉将会接触到地下水。于是，从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招来了矿工。
至今我仍没有读过任何有关他们事迹的文章。他们在高达五十摄氏度的地下赤身裸体，一边爬行，一边推着推车。底下的伦琴剂量高达数百。这些人也活不久了。假如没有他们呢？我认为他们都是战争英雄，而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战争。人们称切尔诺贝利是个意外，是一场灾难，但其实这就是场战争。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起来跟战争纪念碑没什么不同。
有些事情我们不会说出口，这是我们斯拉夫民族内敛的一面。但是既然你在写这本书，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事。那些在反应炉里，或在周遭工作的人们，他们的——他们——这也是那些火箭工程师常见的症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会失去功能，但是没人会公开谈论这件事。这是不应该的。
我有一次与一位英国记者同行，他常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尤其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人性的题材特别感兴趣——比如人们在家里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情形，还有人们的亲密行为。但他总是得不到诚实的回答。
他请我召集一些直升机驾驶员前来接受采访，就当是男人之间的对谈。驾驶员们来了，其中有些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其中一位驾驶员断了一条腿，因为辐射使他的腿骨软化。其他人扶着他来的。
这位英国记者问道：“你们的家庭情况如何？跟你们年轻的妻子相处得如何？”
直升机驾驶员们都沉默了，他们以为会谈到一天出五次飞行任务，而这个人却在问他们妻子的事情。竟然问这个？
这位英国记者开始个别询问，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
没有一个人向他敞开心怀。驾驶员们走了，我想这位英国记者一定很受挫。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吗？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馆，两位美丽的女服务员负责招待我们。英国记者问她们：“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然后她们做出了回答。
记者问：“你想结婚吗？”
“想，但不是在这里。我们都梦想能嫁给外国人，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孩。”
记者问得更大胆了：“那你们有对象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满足你们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看到那些人了吗？”女服务生笑着说，“看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了吗？身材高大，又戴着闪亮的徽章。这些人出席常务委员会很风光，但在床上却不怎么样。”
英国人拍下女服务员的照片，又对我说了一次：“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根据广为人知的统计资料，切尔诺贝利附近有八百个废物掩埋场。他以为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寻常的坑。坑里装满了从反应炉周围一百五十公顷范围内砍下的“橘色的树木”。（在意外发生后的数天里，反应炉周围的松树和常青树渐渐变成了红色，后来转为橘色。）坑里还装着上千吨金属，有钢铁、管线，还有特殊服装与混凝土构造物。
他给我看一张英国杂志刊登的俯瞰照片。照片里有数千个零件，这些零件来自车辆、飞行机具，还有消防车跟救护车。这个规模最大的掩埋场，就在反应炉附近。已经过去十年了，他还想去那里拍照。他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报酬，所以我们四处游走，接连拜访上级官员。一个官员说他没有地图，另一个说他无法批准。
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这时我才忽然发觉：掩埋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多余料件只存在于账目中，实际上早被卖到市场了，到了人们家里或集体农场。所有东西都已被偷窃一空。这位英国记者无法理解这一切。我跟他说明了真相，但他不相信。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在文章中读到最英勇的行为时，我也不相信。我有时会想：“万一这也是虚构的呢？”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自欺欺人！（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任何东西，我都会带去博物馆。我收集了这些收藏品。有时我会想：“算了吧！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