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却得到了升迁。希望不久的将来政府会努力使全国人民更喜欢军队工作，给予他们应得的军饷。我们拭目以待新政策的出台。
纵览各行各业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会发现有些专为社会奢侈阶级服务的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获得了相应的酬劳和名誉。而另外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则生活拮据、朝不保夕。另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衣食住行的行业能赚很多钱，而且收入十分稳定长久。人们往往愚蠢地比较各种职业和行业，这使人们产生了某种思维定式，认为某些工作就是为某个阶层所独断，进而产生等级制度。这种专制的等级制度十分低贱，是不具人性、不具基督精神的。好在这种等级制度正在逐步消失。作为基督徒，我们十分看重人际交往和人们的恻隐之心。人们之间的矛盾和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相比无足轻重。我们在生活里担当什么角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否演得精彩，演得简单还是复杂，演得龌龊还是高尚。打个比方，在剧中谁演国王、谁演英雄、谁演农民并不重要，关键是角色演得好不好。最卑贱的角色也能获得最高尚的荣耀。用《利希达斯》剧中的歌词说就是：
名望不是生长在人们心田的庄稼，
不是世间金灿灿、明晃晃的叶片，
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流言蜚语中，
而生长在纯洁人们的眼中，
万能的宙斯神最后评判
人们的功绩。
人间的善行在天堂会得到奖励。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用工作，用现代的流行语说就是“他托生了个好娘，有个好爹”。祖辈创造的功绩，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阶级观念是国家的力量之源，也是无用的摆设。国家有很多具体繁重的工作要做，而工人阶级的数量又少之又少。政治家就只能在生活富裕、不考虑收入的阶层中产生。因为，政治家在起步阶段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只有富人家的子弟才无须为柴米油盐发愁。从事文学也是一样。大量的文学界人士认为文学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很高的收入。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职业记者，需要他们贡献最佳才能。如果英国的新闻界不是由一批精英组成的话，那么英国的新闻界也就不能一统天下。不过我们不该把既纯洁又简单的文学当成一种职业。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文学当成职业了。每位作家都有独创思维，都有有价值的经验，都和其他作家有不同之处，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成为作家群的一员。这些人投身文学是为了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挣口饭吃。他们有闲情雅致、有经济依靠能够潜心构思。如果有好题材，他可以像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多年只潜心写作，平静地忍受大众的遗忘，坚信时间会给他们应得的大众的认可。培根将他的作品赠给了王室后裔，斯威夫特将他的书留给了子孙后代，他们都没有将作品直接发表。只有受过教育、生活富裕的人才能不贪图名利，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掘真理中去。这是国家之大幸，是国家文学史之大幸。慈善事业也是如此。基督徒工作就是为了向上帝奉献，他们要探视穷人和教育无知的人。在复杂庞大的机构里，如果将慈善事业交给那些已经被工作弄得筋疲力尽的人来干是干不好的。应该起用那些时间宽裕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应该站在社会慈善事业的前锋。因为自身条件优越，他们可以不受金钱名利的诱惑，不为反对力量所左右，他们还可以做职业政治家的先锋军。国人应该轻财而重德。
已故的爱德华·登申是我们的绝佳典范，他为工人阶级做出了巨大牺牲，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和提高做贡献。我们还能想起很多活着的伟大人士，但好像有个不好的社会传统，我们只在伟人死后才颂扬他们的美德。皮博迪先生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也是这种卓越人物。登申先生的回忆录和金斯宕勋爵的回忆录、布劳顿以及齐切斯特的回忆录都是私下印刷的，后来才公开发行。《星期六评论报》登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写作，帮助我们理解慈善事业。这篇文章风格隽永、绚丽无比：
“他1840年出生于索尔兹伯里（注：英格兰南部一城市，位于南安普敦西北），是主教的儿子，平民院议员的侄子。他在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学习过。因为在学校时参加赛艇训练过度毁了身体，所以没能获得父亲和三个叔伯一样耀眼的学习成绩。他到马爹利（注：大西洋的小岛名，该地产的白葡萄酒很著名）、意大利、法国南部、博内茅斯（注：英国南部一自治村镇，位于南安普敦西南部英吉利海峡入口。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地和精细艺术中心）进行肺部康复疗养时写过很多信。我们可以断定身体欠佳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但无论到何处他都十分关心穷人疾苦。从1862年到1870年去世，他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有效办法提高穷苦人的生活。理论成熟后，他去了思戴普尼亲自解决东部人民的疾苦。他在麦尔安路和菲尔颇街交汇处捐钱，建了所穷人家孩子的学校，他本人在那儿教成年穷人。1868年他代表纽华克教区参加竞选，因为演讲风格坦率独立脱颖而出，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为期一年。他在国会的处女演讲引起了国会内外对穷人的关注，最终促使克兰斯先生于1869年5月10日推行了扶贫法令。然而议会的艰苦工作使他的健康每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