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堕落这一社会悲剧的根本原因。大学信贷制度十分愚蠢，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浪费现象。大学生活一旦扭曲，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回到正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诚实劳作的朋友帮助下重新找回原来的位置。学生一旦偏离大学生活目标，就会完全堕落，那情形就好像台球记分员没了比赛或马车车夫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样。
可以想象，很多在大学里名誉很高的学生，很可能在将来也会赢得很多名誉。在大学他们已经占据了优越地位，可以很好地发展。他们起点高、进步快，并且具备参与未来竞争的最好武器——名牌大学文凭。他们在大学已经得到了很多，满怀希望地走出校门，全力以赴争取得到更多的东西。一身才学，还有能够获得更多荣誉的机会，确实是件令人开心的事，这一切也促使他们更加努力进取。理论上说，他们将来在职场获得成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没有任何想贬低奖学金获得者的意思。我们必须特别牢记，奥瑞埃尔奖学金向全世界学生开放是牛津学院最辉煌的时刻，对牛津大学来说也是辉煌时刻。竞争如此激烈，压力如此沉重，学生们往往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忘记了大学生活并不是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唯一机会。任何一种大学生活，无论表面上有多成功，还是有欠缺、不完美的，不能说明学生具备所有社会竞争优势。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荣耀在于他们不仅培养学者，而且培养绅士和普通人。每个人都在学校接受同样的知识教育，有很多方法可以看他是否是个笨蛋。如果你没希望出现在优等生名簿，那你就是个笨蛋，这是学校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在大学时代交朋友、锻炼性格，使我们在后半生处于不败之地。我不想就这个话题谈更多。内心修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还在学习的人，可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物质成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他都能保持十分平和的心态。他确实发现了人生观的黄金分割点，过上了一种即使称不上辉煌的，但也至少可称作是快乐和有益的大学生活。
人们常常议论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各有什么优点，而且完全能达成共识。但他们根本不能说服牛津和剑桥学子相信对方的学校比自己的母校更好，就像浪漫骑士虽然心里认为只有自己的情人才是举世无双的美人，但口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声称准备考虑让其他更有魅力的女人竞争美丽女神的桂冠。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争论争论没什么不可以，说说牛津、剑桥孰优孰劣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明明知道争论的结果不止一个还要争论，那就是不真不诚。通常争论都会以非常老套的论断结束：辩论者是对的，但可以建议他们采取稍稍中庸也就是稍稍偏左或偏右的观点，不要那么固执己见、认死理，因为一切事情都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样我们下次才好再次辩论。像已故的莫里斯先生这样的出色人才不多，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最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的正确的判断。即便如此，哪怕是最富理性的人也难逃个人思想倾向的影响，坚决地做出理性判断。诚然，仔细想想争论的全过程，个人由于出身的大学不同，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没有能力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我个人能力有限，不敢希望自己能解决大问题，但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小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争论的不是牛津和剑桥哪所大学更好、哪所大学更具有优势的问题，而是哪所大学更适合学生本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你的父亲或叔叔曾经就读于那所大学，或因为你所喜欢的校友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也去那儿。经常有朋友告诉牛津的学生，他本应该去剑桥大学读书的，或是剑桥学生承认根据自己所学，有理由相信牛津应该更适合自己。在选择大学，或更重要的选择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方咨询、仔细考虑。
早期的大学生都如父母所愿、如社会所愿选择了一条非常安全的传统路线。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和著名的大学之间存在合法的历史联系。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如果你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不可，就要像祷告时说的那句“我有责任”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件人生大事，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上大学。从你所受的教育性质出发，从你的个性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上不上大学。比如说你具有数学天赋，认为数学能力会带给你名誉和好处，那很明显，剑桥更适合你，而牛津就不行。毫无疑问，牛津也有数学精英名人录。不过，牛津的数学和剑桥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数学才华在牛津可能是一流，并且和剑桥数学第一名的学生一样优秀，但你几乎不可能达到剑桥数学家所能达到的荣誉和高度。光讨论数学家的问题并不难懂，而当我们更深入讨论的时候，困难就大了。大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学术突飞猛进。学生毕业几年后，就发现自己很难充满自信地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了。牛津的公开考试使那些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学术精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对此深表同情。这是牛津学术腐败的结果。与此同时，公开考试制度刺激了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要求学者们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