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罗马来。我很严肃地说，在英格兰我们还有好多工作，恐怕再也来不了了。我随即动身去了西西里（注：意大利南部一岛屿，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以西的地中海）。那种宗教使命感越来越强烈，我要为我的使命而工作，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来到小岛的腹地，在里昂芳登（注：西西里的一个地名）发烧病倒了。我的仆人还以为我会死掉，求我留下遗言。我照他希望的那样留下了遗言。不过我说的是：“我不会死！”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会死！只有违逆光明犯罪才会死，我从未违逆光明犯罪！”我是说了这么句话，但至今我都不明白我自己说的话。
我又去了卡斯特罗·乔瓦尼（注：意大利一地名），在那儿整整病了三个星期。5月底才动身去帕勒莫（注：意大利一地名），休息了三天。在5月26日早上，或27日早上要动身的时候，我坐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我的仆人一直像护士一样照顾我，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只能回答说：“我在英国还有工作要做，我得回去。”
我太想回家了，但是没有船。我只得在巴勒莫滞留了将近三个星期。我到处游览教堂，观光能平息我焦躁的心。不过我没参加当地的宗教仪式，对于这儿的基督教圣餐礼我一无所知。最后，我坐上了一条去马赛（注：法国东南部一港口城市）的船。在伯纳法奇奥海峡航行的一星期中我的心终于平静了。那时，我写下了“引导我吧，仁慈的光明”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整个航程我一直都在写诗。到达马赛后，我又动身去英国。因为无法承受旅途的劳累，我又在里昂（注：法国中东部一城市）滞留了好几天。当我再次动身，日夜兼程赶回到英国，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我的哥哥比我提前几小时从波斯（注：西南亚国家，大致是现在的伊朗）回来。那天是礼拜二。在礼拜天，也就是7月14日基布尔先生在大学布道坛上发表了立法训诫。立法训诫后来被命名为“全国教义”出版。我从没想过，也没把那天当成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始。
《主教科顿的一生》讲了件人生中突然出现的转折点，科顿的整个命运瞬间完全改变了。当威尔逊主教死于印度兵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他的伟大的朋友泰特博士（注：时任伦敦主教）立刻想能不能为马尔伯勒的校长——科顿博士谋到这个职位。泰特博士用尽他所有的人格力量，向时任政府陈述了科顿的优势。因为担心科顿博士太谦虚，会推辞这个位置，所以并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由于一些这里不便说出的原因，这件事最后没办成，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泰特博士，如果科顿愿意的话，他还可以赴任。确实机不可失啊！当时印度政府政权更迭，在产生新的首相之前，时任印度国务卿的弗农·史密斯先生也就是现在的里威登勋爵代为掌权。伦敦主教用电报给马尔伯勒的校长发出了邀请。这对科顿平静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太意外了。他惊得电报稿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匆匆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又赶到伦敦。这是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犹豫不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科顿并没有一点儿激动不安，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惊奇失望。在一切场合他都希望自己能像事不关己一样非常平静和冷漠，这也使他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评价，默默地接受他并不熟悉的情感和习惯变化。第二天，他见到了印度国务卿。国务卿的话简洁明了，却指出了他的机遇和责任。“我相信任命你为主教，是我为印度的利益、英国国教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科顿的脑海中，他把它作为主教的职责来激励自己。公平地说也正是这句话证明了他没有辜负主教之职。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天他在锡兰（注：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名为斯里兰卡）的咖啡屋里喝咖啡，两个人走了进来和他共进餐饭。两个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教徒，但和他们吃饭很愉快。我的那位朋友碰巧提到政府想在印度的哥伦布教区建一个大都市。要建大都市就得有教堂，有教堂就得有主教，而他就想当主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加尔各答主教，他可以帮忙。咖啡店是一个很奇怪、很蹩脚的会面地点。我的朋友那时还只是个传教士，他认为加尔各答主教既聪明又仁慈，可能会帮上忙，结果还真是这样。
我们也许还记得科顿的离奇死亡。他从花车上失足落水后，尸体一直没找到。可有位军官图章、戒指掉进河里后，立刻在那个地方立了个杆儿，雇了一个潜水员，把戒指捞了上来。你也许会想尸体比戒指更好捞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科顿死的那天早上非比寻常，他去过墓地做过祭祀，还在祭祀典礼上说：“如果尸体留在了荒野、战场或在其他无法举行葬礼的地方，出窍的灵魂也不会受罪。”这难道是谶语？
当人们回首往事，总能回想起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个奇怪的故事讲，有个人上战场，威灵顿公爵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反对他上战场，他回答说阁下其实和他是一样的，也是身处危境。“是的，”公爵说，“但我是在履行我的责任。”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击中了这个不幸的人，他死了。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是要经历沧桑变化、命运起伏才能成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