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一样深深印刻在年轻人的记忆中。当你年轻时，第一次写出一首诗，总会抑制不住地高兴，因为你感受到自己有种新的力量。当你第一次学会游泳、画画，第一次站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你同样会难以克制地兴奋。当你回想起第一次读《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和麦考利的图画书，或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地读斯科特和狄更斯的作品，或赶时髦一样读坦尼森的诗歌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毫无疑问，喜欢读什么样的作品决定了你是成为艺术家、旅行家还是博物学者。我记得年轻时在牛津读书，学校发给我们三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恐怕是我自己没有把书读透，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但它们仍然对我帮助很大。我会永远感激教导嬷嬷是怎样指导我看这些书的。阿诺德博士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让儿子上牛津还剑桥，我也很理解。可爱的“老亚”（注：亚里士多德）帮他做了决定。他不能容忍儿子不去上牛津的哲学课。我粗略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印象不深。那时候，我学的只有道德课。但当我第一次读柏拉图的《论共和》，再配上乔伊特先生的课上讲解，一个崭新的无上世界展现在我面前。还有我国作家的两部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就是众所周知、广泛引用的巴特勒的《论类比》和培根的《新推理法》。如果说牛津没教会学生别的，它至少教会了学生如何仔细地通读书籍。我很高兴将这个临别赠言赠给你们，我聪明、优秀的读者们。你要是读过奥尔福德的希腊语版《圣经》的头两章，将极大地帮助你理解和明白《圣经批评》。一个极端自负的牛津大学生说：“普通人生发生的一些大事，像遭遇了大火，在莱茵河里溺水，在山间迷了路，发了高烧，坐火车被甩出了车厢，看见女王本人，等等，都不能和在牛津阅读伟人的经典书籍相比，那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终生难以忘怀呢！”
灵魂与灵魂碰撞会擦出火花，虚心学习的人遇到悉心教导的人会产生丰硕的成果。也许没人能像阿诺德博士那样对年轻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新近出版的《主教科顿的一生》中讲到他曾在大城市拉格比当副校长的事。在《汤姆·布朗的校园生活》一书中，他被称为“年轻的校长楷模”。该书的传记作者说：“这次任命对他后半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导师阿诺德博士对他人格的影响和教育。阿诺德博士对科顿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后来，科顿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其他人或其他学校的思想魅力也渐渐淡化了阿诺德博士对他的影响，但阿诺德博士的影响始终存在。”这也确实说明了阿诺德博士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不过科顿是在自己的世界观形成后，并且还没有受其他什么影响前就接触到阿诺德博士的。弗朗西斯·威廉姆·纽曼先生在他的《信任的阶段》一书中，极为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碰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是他们帮助他形成了个人观点。有一次，纽曼动身去巴格达（注：伊拉克首都），很显然，他的目的是要皈依异教徒。可结果是异教徒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件事是纽曼一生的转折点。他说：“在阿勒颇（注：叙利亚西北部一城市，位于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斯兰教的木匠谈起宗教问题，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最想做的就是让他和周围的人放弃他们信仰的宗教，让他们相信他们虔诚信奉的福音书不过尽是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觉得自己虽然尽了全力，但很难说得清，但那个木匠听得却很认真。渐渐地，我有信心说服他了。他耐心地听着，直到我全部讲完，然后他开了口，大意是这样：先生请让我告诉您，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给了你们英国人太多的恩惠。大船是你们造的；小刀是你们做的。你们还能纺出棉花做出漂亮的衣服；你们有富有的绅士和勇敢的战士；你们能书写、会印刷，很多知识书籍，像字典和语法书。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但有一样东西上帝没给你们而是昭示给我们，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解救人们于苦难。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观点（也许我的观点对他来说是对牛弹琴），简单明了地反驳了我，让我无话可说，但又觉得挺有意思。可是，我想得越多，越觉得他说的话有意义。他就像一个卑微的基督徒对不信宗教的哲学家说话那样跟我说话，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早期的传教士或犹太教预言家在跟一个有教养、聪明的，却略带狂傲的异教徒在说话。”
将弗朗西斯·纽曼那样的人同他的哥哥约翰·亨利·纽曼那样的人相比挺有意思。著名的《歉意》一文中说，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转折点。无独有偶，宗教历史亦是如此。
“当我一个人独坐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宗教观的形成不是靠很多人，而是靠了少数人的努力。宗教不是死去的人总结的，而是活着的人提出的。”我嘴里重复着在学校期间经常说的那句话“在前人的基础上我继续努力”。这句话听起来特别亲切。此刻，我曾经特别喜欢的那首骚塞的诗《莎拉巴》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此生我是负有使命的。我在给朋友写的很多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如果那些信还在的话，你不妨看看。当我向梦溪诺赫·怀斯曼道别的时候，他礼貌地说希望我们能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