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电梯跟前，就好像从小松林和那栋楼的入口之间架起了一根钢丝，我是踩着钢丝过来的。我靠在电梯金属的墙壁上，电梯在慢慢上升，我看着奥托，想感谢它。它的腿稍微分开，站在那里有点喘，一丝很细的口水从它嘴里流出来，在地板上画了几个小圈。电梯厢摇晃了一下，停了下来。
我在楼梯间看到了伊拉丽亚。我觉得她很不赞同我的做法，她就像我的母亲从另一个世界赶来，提醒我要尽自己的义务。
“他又吐了。”伊拉丽亚说。
她走在我前面，身后是解开狗绳的奥托，家里没有任何牛奶、咖啡烧煳的味道。我在身后把门反锁上了，很机械地把钥匙插入锁眼里，转了两圈。我的手已经习惯了那个动作，这应该可以避免任何人闯进来，翻我的东西。我应该保护自己，让那些想尽一切办法增添我的义务、指责我、阻止我重新开始生活的人远离我。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两个孩子也想让我相信这一点：他们身体变得虚弱也是我的错，因为他们和我呼吸同样的空气。詹尼的病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把问题呈现出来，而伊拉丽亚兴致勃勃地让我看到：他又吐了。是的，那又怎么样呢？这又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詹尼和他父亲一样，胃不太好。他们俩都晕船、晕车，只要喝口冷水，吃块太油腻的蛋糕，他们就会不舒服。不知道这孩子昨天偷偷吃了什么，他让我的生活更复杂，让这一天更加沉重。
我看到房间又乱七八糟的，脏床单都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就好像一堆云彩。詹尼又躺在了伊拉丽亚的床上，女儿在替我照顾他。她现在的表现，就像我小时候在母亲面前的表现：她在模仿她见过的做法。她想摆脱我的权威，取代我的位子。我通常都随便她，但我母亲从来都不允许我那么做。每次我要是学着她的样子，她都会批评我，说我不应该学她。也许，她现在附在我女儿身上，想要展示我的不称职，批判我。伊拉丽亚给我解释了眼下的情况，就像要邀请我进入一场游戏，她在里面是女王：
“我把脏床单放在那里了，我让他躺到我床上。他没有吐特别多，只是这样。”
她模仿哥哥呕吐的样子，在地板上吐了几口口水。
我来到詹尼的跟前，他浑身都是汗，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
“温度计在哪里？”我问。
伊拉丽亚马上从床头柜上拿起温度计，把它递给我。她不会看温度计，但假装已经获得了信息。
“他发烧了，”她说，“但他不愿意用栓剂。”
我看着温度计，但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看清楚水银柱指出的度数。我不知道把温度计拿在手里多久，我尽量眼睛聚焦，想要看清楚。我想，我要照顾他，要搞清楚他到底烧到了多少度，但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昨天夜里，我的身体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好几个月以来，我都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我都硬撑着。现在我正在下坠，就像在梦境中一样，很缓慢。尽管我手里依然拿着温度计，拖鞋踩在地板上，两个孩子充满期待的目光在看着我，我还是感觉自己在下坠。这都是因为我丈夫带给我的痛苦，但现在够了。我应该摆脱记忆的痛苦，抹去那些伤害我的影像，应该把那些脏床单也带走，放进洗衣机，启动之后，看着洗衣机透明的小窗口，衣服、水和肥皂泡在里面转动。
“我三十八度二，”詹尼轻声说，“我的头很疼。”
“他应该用栓剂。”伊拉丽亚坚持说。
“我才不要。”
“那我给你一耳光。”伊拉丽亚威胁说。
“你不能打他耳光。”我插了一句。
“你会扇耳光吗？”
我不会扇耳光，从来都没有扇过，我顶多威胁说我会。可能对于两个孩子来说，威胁要做一件事，和真正去做没什么差别。至少我——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觉得，可能长大了，我也这样认为。如果我违背了母亲的禁令，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总是无法避免会违背她的意愿。她说到做到，她惩罚我，留下的伤还在疼，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为了什么事儿。我能犯什么错，我想犯什么错？我想到了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别动，不然我把你的手剪掉。”我翻动她做裁缝的东西时，她会这样说。那些话从她嘴里冒出来，对我来说就像真正的剪刀：很长，是有些发黑的金属剪子。一张刀片的大嘴在我的手腕上闭合，留下一条残缺的手臂，再用针线缝好伤口。
“我从来都没有扇过谁耳光。”
“才不是呢。”
“我顶多说，我会扇你们，说和做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没有任何差别，我想。我脑子里产生了这个想法，让自己很害怕。为什么我会失去区分的能力？如果我彻底失去了这种能力，落入一个决堤的洪流之中，在这炎热的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当我说扇耳光时，又不是真的打了你。”我充满耐心地向她解释，就好像面对一个考官，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我想变得不慌不忙、有条有理。“耳光这个词，不等于耳光。”
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