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我不想把它太当回事。而在那儿，在酒店门口，我实打实地和阿尔卡撞了个满怀；她是给我送信来的，信里说，早上波士顿不能来了（给办公室里的活拖住了），替代她的将是皮姆·杜兰，后者将在十一点左右抵达。
由于乐呵的皮姆还要至少一个多小时才到，而我又不愿跟阿尔卡在大堂耗着，我决计按原计划进行，回房休息。我注意到，前台来了个中国人，大概是艺术家或记者，正在登记，且不停问着谁都不懂回答的问题。我把这写到了被我命名为《卡塞尔印象》的那个小红本上。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在上头记录事件。实际上，从飞离巴塞罗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本子上涂涂画画——我画得不好，可这不要紧——评论好些东西，仿若已有预感，不定哪天，我就会决定，将我对所有这一切的印象节录誊清。
我进到电梯里。就在金属门快要阖上的那一刻，两个浑圆的、相当年轻的、与“问题先生”没有显著关系的中国女人走了进来。我们在同一层下。她们进了026房间。见我就住在隔壁，她们使劲微笑起来，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挺滑稽，抑或中国人都特别爱笑，而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就有点摸不着头脑，想不通他们在笑什么、有什么玩意能让他们那么高兴。
到了客房，我登上阳台，再次与赛格尔的黑屋建立起精神联系。这是我独特的警告方式，告诉我暗夜中的灯塔，我会三度造访，但它绝不准再吓我了。随后我重回屋内，开始隔墙盗听，准确地说，我是在想象那俩中国姑娘正在说些什么。
其中之一道：“每到冬天，他总觉得你会冻死。”另一个答：“可最终死的是他。”其时的我尚不知晓，辛格方法——我个人的研究机制，用于解析我不可能听懂的所有话语——所做的不过是添油加醋，而这个方法——我本想写“忠实可靠”的，但这么评价它想必是个错误——还会在日后被我用来翻译成吉思汗餐馆的食客与侍者的谈话。
我不再偷听我的邻居；在我房间的孤寂中，我将她们想象得比实际更圆更大。我回到电脑前，尝试查询批判艺术团体是否已公布了“无人讲座”的时间地点。不知他们最后安排了没有，因为前一天晚上波士顿连提都没提。我搜了一阵，却没能找到任何关于那场既定在卡塞尔市郊林地之后的某个偏远角落举行的对谈的信息。
我啥都没寻见，却撞上了楚丝·马丁内兹的另一篇访谈。配在正文旁的照片有个共同点：哪张里她都没笑。人问她，怎样看待西班牙自找的经济危机；她的回答骇人得很：从心理层面来说，这就好比世界末日。政治家杜朗·巴罗佐曾告诉她，葡萄牙的困境根本没法与西班牙相比，后者的阴暗色调太过浓重了。而在楚丝看来，她同胞们的缺点在于不懂得放开。“我们总道自己疯癫，其实一点也不。我们缺少的正是痴狂与幽默感。我要以塞万提斯为起点重振作为现代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幽默——一种更松弛、更开放、更灵活的生活态度……《堂吉诃德》的幽默是否曾经属于西班牙？”
随后，我开始设计，怎么能让来“成吉思汗”看我工作的人对我的作品一点概念没有。为此我发明了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位有着两个疑问的作家，脑子里赖着两个故事，无论如何都没法摆脱这两大困惑——当着所有人的面写都没有任何不便——的追捕。于是这名生造出来的作者会坐在“成吉思汗”的某个角落，于访客面前书写那对搅扰他却永远不可能搅扰我的故事。而由于这位巴塞罗那作家是个胆小鬼，生怕中餐馆里有谁偷走他的电脑，他写作时仅用一本小本——就说它是红的吧，就我那本，干吗要给他找本不一样的呢，这样我还省钱省心了——以及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
他将是个不识之无的作家（在卡塞尔会混得极惨，但在其他地方，做个文盲或表面上做个文盲必将大获成功），这会大幅简化他与前来观赏直播写作的人之间的交谈。他将是个集幼稚与天生的智慧于一身的男人。应该说他挺单纯：他总给笔下的人物提出异常简单的问题，可天真的他又觉得它们极其复杂。困扰他的第一个小故事是围绕以下疑问展开的：世上的人千千万万，而交流、完完全全的交流，却是在任何两个人间都不可能发生的。
太悲哀了，可哪儿不是这样呢，奥特尔(1)（我给我胸无点墨的作家起的临时姓名，仍有待完善）一定会这么想。在这个老好人身上，与世隔绝的焦虑由来已久；事实上，这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令他苦恼，巨大的孤独感让他直想大叫。或因如此，他才无数次地推敲起那个影响深远的疑惑。
绑架奥特尔的另一主旨则是逃避。有次，一位记者请他以此为题现编故事，他自恃其才（尽管晚上梦见自己学浅他会痛哭流涕），侃侃而谈：
“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重新开始？”
“根本谈不上重新开始。是迈向虚无。”
我刚捏出这位拥有——我没忍住笑——两个如此严肃的话题，即交流与逃避的巴塞罗那作者，前台通知我，皮姆·杜兰到了。我赶忙从床头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