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六十年代，确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视诗歌为他们最值得信靠的人生向导。也大概真有此事，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了什么异常严重的情况，使得艺术，尤其是诗歌，丧失了它的主导地位。这一切或都在理，但若有哪样是我打从很久以前就一直痛恨反感的，便是，这些宿命论者都将自己个人的不幸投射到了全人类身上。我心想，我更愿走进提诺·赛格尔的黑屋，看看那些已然行动起来的人是如何拯救艺术于可悲的停摆之中的。
稍后，我决定去往那暗房，我黑夜中的阴沉灯塔，然而那个早晨，我开始将它看作了某处在白天能给予我鼓舞的地方。走去那儿的路上，我质问起自己，我们是否一定得警惕地、痛苦地、惶惶不可终日地、不带一点幽默感地生活在我们的宿命论者所谓的清醒印象，即“我们正生活在艺术已死的年代”里。
我想起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和他在巴黎出版的五卷《比特文学史》。其中，在他对未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了）的虚构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说话机器人的第十五个比特王朝开始，给机器以休整期成了种技术需要；这段时间里，它们不会接到任何“编程指示”，可以进入“喃喃呓语”或是“盲目捣鼓”的状态，恰在此类随性行为的帮助下，机械的工作效能得到恢复。
这么看来，莱姆的预言像是实现了：再清楚不过的是，从八十年代起，创造者就再没收到过各种“编程指示”，转而进入了暂歇期、僵死期。实际上，我听“比特文学”的研究者们谈起过，放松之于说话机器人的不可或缺就好比失语的危机意识之于未来文学。
我记得，踏在通往黑森兰德附楼花园的长廊末端的我问起自己，在创造领域，我们是否也正处于一段为技术需要而生的休眠期；待到走出去时，发声的创作者，亦即我们所有人，终将变得更有力量。那么，干吗要危言耸听呢？生活在“喃喃呓语”时期也用得着如此急躁？或许我们只是在逐渐恢复语言能力呢？此外，“盲目捣鼓”真有那么令人痛心？
我仿佛悟到，归根究底，死滞的时间不过是一处绝佳的地点、一间沸腾的实验室、一个完美的空间，好让我们陆续迎接诗人的归来——也许他们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我难道没有嗅到么，他们就在我们之中？我初探赛格尔的房间时——此刻我正准备再次造访——不就察觉到了这点？若他们尚未归返，我们也不应绝望。鉴于其带给我们如此有趣的放松时光，这个赐予我们休整期的技术需要也可以是有所裨益的。
24
我愈发确信，走路能清醒头脑，让人破除局限、放飞思想。我走得那么入神，以至于磕在了通向赛格尔黑屋的长廊边的一把椅子上。有人瞥了我一眼，好似在说，你终于到了，可你连路都不会走。
终于，我踏入到“这个变化”，第二次闯进了这个曾让我五味杂陈的地方。我总觉时间尚早，里面还没有人在，因此我太过自信地迈了进去，摸黑前进着，甚而带着些许成竹在胸的意思。我选择走直线。前行近两米，我正准备转身，忽听房间那头传来几句悄寂的赞美诗；随后，它音调渐高，由起先那曲淡淡的克利什那颂歌逐渐转为了轻快而出人意料的雷鬼，继而又变形成了——临到最后，我才觉自己分辨了出来——一首狐步舞曲。
事情越来越明显：黑暗中，有人或幽灵正在练习舞步。遽然间，其中二人，当然只是我的猜想，化身成了我的护卫，一人一边挽起我的胳膊，将我脚不沾地地拎向了极深的深处，搁在了——我估计是——房间尽头。从未在白天发生的事发生了：我的忐忑霎时再临；尽管它没待太久，但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身处小屋大有可能的界限，身处最绝对的漆黑之中，我记起我在卡斯蒂利亚鲁伊德拉湖畔某小镇的一天，曾见两个银扣黑袍的男人从某家后院里抬出个棺材，里面那块印花布下赫然躺着个六十多岁老头的遗体。
赛格尔的房间里，赞歌戛然而止。牢不可破的静默。狐步舞曲的乡愁。舞者们——在晦暗中羁留许久的他们极可能能看到我——仿佛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恍若幽魂。我不愿心情低落，可总还是有些害怕，便高声说道：
“你在德国。”
接着，我伸出双手试探或在眼前的障壁，却没能触到。我像只困在影牢中的老虎，四处抓挠。我想到再往前走也毫无意义，终于在黑暗中笑出了声。稍后，我心生一种或许该到终末之日才能体会的感受：脱身此世，真好。同时它还带来了这样的感觉：似有一束雷电照亮了生命，让我一眼洞悉了它的内部结构。以上就是我的全部体悟；它一闪而过，却又来势汹汹。我已知晓关于我的死亡我所应当知晓的一切，只是已然遗忘。此后，我走出黑屋。只见那白日阳光泼洒下来，与曾在屋内为我指明前程的闪电相似。
我绕着街区走了一圈，试图厘清我刚才的经历。9月的清晨寒冷得紧。当代艺术竟能给人以死亡的惊吓？我意识到我在街上什么也没落下，便转身返回了黑森兰德酒店。
我不仅拾回了早晨一贯的快乐，甚而觉得比往常更欢畅了些，可我没在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