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陷入悖论。那么，“外部效应”的存在，则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境。外部性问题只是宣告了价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但并未宣告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外部性问题恰恰说明了市场的立体性与系统性。解决外部性问题，有的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而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政府与法律来解决。科斯所举的例子，即牧场主与农场主之间纠纷的例子，对于小商品经济来讲是典型条例，但对于大工业生产来讲，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外部效应的存在，突出了价值的整体性与相对性，突出了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只有价值经济学才能把握这个统一，而价格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要价格经济学不能解释外部效应，那么价格经济学的解释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应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而且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因为不是从价值经济学高度看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意义等于零。这是表面“悖论”后面的现实根源。要走出“悖论”，只有改变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用价值经济学范式代替价格经济学范式。因为正是这种范式与范畴的碰撞，预示了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
因人制宜 经济学体系与主体的对称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统一的，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
庸俗经济学既没有科学性又没有主体性。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庸俗经济学家以反伪科学为伪装，代表西方先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然后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最后对中国进行政治殖民，妄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傀儡。在此过程中，他们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水涨船高，“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逐步取得在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话语霸权，并最终实现他们更大的野心。庸俗经济学家在中国政界、经济学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争夺经济学界的话语霸权。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这是以中国文化为主流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斗争，是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消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斗争。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主体性上的缺陷，所以他们连“多元化”中的每一个“元”都算不上，只能算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参照价值的资料。
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这个线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科学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