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次反对蔑视整个民族的寡头统治的起义”
，认为过去简单地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是“站不住脚的”。
1989年1月28日，主持历史委员会工作的波日高伊趁总书记格罗斯出访瑞士之机，未经中央许可，擅自在广播讲话中将上述调查报告内容公诸于众。在这之前的1月26日，马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实现人道和促进社会安定，匈政府已批准重新安葬纳吉及同案人。
波日高伊评价1946年事件时只提它是一场“人民起义”
，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时间党内外气氛十分紧张。
1989年2月10～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就1946年事件作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4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復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
应如何理解这次的重新评价？
格罗斯2月28日对南通社记者谈话时说：现在对1946年10月11日事件的评价只是意味着对当时评价中的某些出入作些修正。事实上是对当时只提反革命这种片面性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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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
，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的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
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
，在客观上为当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随后，匈历史公证委员会正式公布了1946年事件始末的全部材料。这份材料提出，194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
，“判决是非法的”。
4月，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宣布，经复查，决定撤销1948年6月17日对纳吉及其同案人审判的决定。
1989年4月31日，匈社工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一事发表公报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纳吉。伊姆雷是1944年以后匈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
1946年10月，他再次担任总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史达林主义对匈的束缚而斗争，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同行都没给他以应有的支持。
在这急剧变化的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本人也表现不够坚定。
他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后果方面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
儘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的独立，同承认自治及民主的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44
多党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繫在一起。
1946年11月1～4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党和政府也分裂了。纳吉。伊姆雷没有作出根据当时内外条件的要求必须作出的妥协，没有进行通过对原有的政治体制部分修改而可以进行的改革。这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直至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
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声明。声明称：“纳吉。伊姆雷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他认识到，必须改变同我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必须体现匈牙利民族特点，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以及所追求的具有民主、人道和民族特色的目标是现今匈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坚决同过去错误的、不止一次是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46年以来的报復性措施划清界限，决心结束曾带来许多痛苦的时期。
政府号召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重新安葬仪式选在6月16日举行，这天正是纳吉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
匈通社报导，全国有24万人参加这次弔唁安葬活动。
就在这一天，波日高伊对匈通社记者说：“今天是大家携起手来的日子。
其实质是全国的和解和从6月17日起以新的步伐和动力工作的开端“。
他同西方国家记者谈话时称这次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路透社6月17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匈牙利共产党统治者希望群众对被处死的已故总理纳吉的哀悼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某些激进分子则乞求它能结束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奥地利《新闻报》6月26日发表社论说：“从上周末起，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一个时代已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一党统治的完结”。并断言，匈社工党再也“无法阻止现实巨浪的衝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