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立即着手准备起程。行前准备工作很多，最重要的是要使格达儘可能多了解一些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便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解释。为此，我和天宝同志在他出发前一周便同往白利寺住下。这时，西南局发来了经中央批准的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内容的十项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我们便逐条为他讲解，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主讲是天宝同志。他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既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格达交谈又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以理论联繫实际进行准确生动的阐述。我们还共同研究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方案。我和天宝同志总觉得格达此行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算，要处处多加戒备。而格达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现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对他不敢轻举妄动。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我们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我们建议再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他同意了。
格达活佛平素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群众深表关切。我们在白利寺停留期间，天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起程，当地群众都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好似他们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格达活佛上马后，有些年长的群众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子，嘴里高声为他祝福。此情此景，感人肺腑。我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并辔而行，我们又一次次叮嘱他务必多加小心。他频频点头，要我们不必过虑。走了一程，格达活佛下马，不让我们再往前送了，彼此依依不舍地道别。
格达活佛走后，我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9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所说有两名昌都来人要向我和天宝同志报告格达活佛的消息。我们不知道是祸是福，立刻接见。来人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地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经询问，这二人并不是格达活佛的随员，而是从甘孜去昌都的香客，是格达活佛的信徒。他们是受格达活佛的管家热勒之託回来向我们报信的。他们虽然无法向我们说明格达活佛遇害的详细情形，但格达活佛已死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据以后了解，格达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达活佛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帮助藏族群众。格达活佛的活动遭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忌恨。西藏地方政府对昌都“边使总署”作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格达要求发报与拉萨直接联繫，因电台为英国人福特所控制而无法实现。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遗体被焚毁，随员均被押往拉萨。热勒就是在押离昌都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旅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製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士兵共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对话”关係，藉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我和天宝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藉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4月9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客气”。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係称为“中藏关係”，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