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高原化、康藏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人人都要学习藏话，做好宣传群众工作。藏族群众质朴豪放，待人热情，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初时对我军心存疑虑。虽然14年前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但那时部队是流动的无后方作战，几万人马的给养、要就地解决，对群众确是一个沉重负担，加之斗争又很残酷，这中间难免因政策界限不清而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都曾给敌人的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这次进军之前，部队专门学习了进入藏族聚居区的政策纪律，要求人人严格遵守。部队从过大渡河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便切实做到了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乱借群众用具，不征用民力，处处尊重群众风俗习惯。这与历代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很快赢得了”新汉人“的美称。但是，由于不能用语言交流界想，妨碍了军民关係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一些干部和战士思想情绪容易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提倡学习藏话之后，很快便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新景象。当我们的干部战士用刚学到的半通不通的藏话比比划划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时，藏胞们带着惊讶、兴奋的表情，不断地发出”唔呀、唔呀“的讚许声。他们感到这支军队确实是可亲的，是尊重他们的，是和他们贴心的。有的藏胞家附近住有部队，开始时不太放心，处出时把门锁上。后来不但不再锁门，还请战士帮他看家。有的藏胞见部队住在牦牛棚里，一定要把大家请到楼上去住。三连小炮班战士宋毛志在雅砻江中放木排，不慎把借用排长的卡宾枪掉进江里。部队多次组织人员潜水捞，顺流找，都不见影子。半个月后藏胞格洛在下游的河滩发现了它。藏族男子历来爱枪如命，格洛拿着这支精巧的美国枪反覆摆弄，爱不释手。但当他判斯这枪是我们部队丢失的时，便径直把枪送来指挥部。我亲自接待了他。这个身材魁梧的藏胞满怀激情地说；”枪再可爱，也没有解放军可爱。解放军对我们太好了，我若不把枪送回来，就没有良心了。“我叫人把丢枪的宋毛志找来，让他接过格洛送还的枪，同格洛合影留念，并奖励了格洛。飞机高空空投物资，经常被风吹到距空投场很远的地方。一次，一位藏胞翻山越岭送来两隻空投的小铁皮箱，里面装满了银元。象这样送还空投物资的事，在我们驻甘孜的5个月中，竟有数十次之多。那些生活困苦的藏胞，如果不是对我军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就无法解释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例教育了我们，大家认识到扩藏族人民是同内地人民一样可亲的，我们也是藏族人民的子弟兵。大家坚定了为解放康藏人民而奋斗的决心，更加自觉地增进军民团结，积极地为藏族群众做好事。
但是，在为群众做好事的过程中，部队也干过一些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在青稞收穫季节，部队纷纷帮助群众收割青稞。有的地块收割快要结束时，来了几个喇嘛。正在忙着的藏胞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向为首的喇嘛弯腰低头吐舌头，两手下垂，做出敬畏的样子。对方好似根本没有看见，只是指使其他喇嘛拣穗大粒饱的青稞集中起来，用牦牛绳捆好，背起便走。在一旁的战士们火了，上前一把扯下。可是奇怪，藏胞却对我们的战士大不高兴，毕恭毕敬地请喇嘛们把青稞拿走、开始战士们还以为藏胞惧怕喇嘛，以后才知道他们确是心甘情愿。因为笃信佛教因果报应、轮迴转生理论的藏胞认为，他们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要想来世好，全靠今世修行，而喇嘛是能够帮助他们修来世的。
通过这件事，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同志”一切靠政策吃饭，一切靠政策走路“的指示是何等的重要。
●统一战线
做好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团结工作，是我们进藏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上层人士不但在本地有很大影响，而且同西藏上层有着广泛联繫。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西藏上层，帮助与支持我军进军西藏，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军进入甘孜地区后，由于全面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一些有名望的上层人士纷纷向我们靠拢。其中如统治康北八县的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甲康藏的大商人邦达多吉等，都积极为我军筹措给养，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年在岸定地区军管会担任了领导职务。
甘孜城西约15公里雅砻江畔有座白利寺，规模不算很大，但这个寺的住持格达活佛在西康的藏区却声望很高，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思想开明，对共产党和党的政治主张都有好感。1936年5月，红军在甘孜地区成立博巴（藏人）政府，他被推选为副主席。他和朱德总司令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交谊很深，对朱总司令尤为崇敬。西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认乡两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里来，才有光明前途。北路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后，格达活佛主动来看望我和天宝同志、这虽是礼节性的拜访。但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几天后，我们去白利寺回访。格达活佛拿出一张他珍藏的朱德同志照片和1936年由”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陈昌浩“签署的专为保护白利寺而写的一张布告，满怀激情地谈起住事，接着我们谈起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