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干什么？」吴迪也衝进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儘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的影响也不好。」「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得对人先道歉。」「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呵。」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池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壁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真不象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进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都扔了一个？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象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过去进来过没有？」「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不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fèng起，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第二大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砺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儘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大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清的大学生。
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