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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也就是主张拥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对外，而 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文章中说： “吾国民应以敏锐之眼光，沉毅之 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他同时也警告政府， “无权以命我国民屈 顺于敌”;袁政府如 “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復古之非，弃民 之失，速与天下更始。”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但没有觉悟，与民更始， 反而更加紧復辟帝制。李大钊从严酷的事实中，终于认清了袁世凯反动的真 面目。1915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又勇敢地站到了反袁斗争最前列。 1916年1月，李大钊从日本回上海策划反袁斗争，在太平洋舟中写下一 首古体诗，以表明他斗争的情怀与意志。诗中写道：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 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采旗， 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诗最 后说：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李大钊在 诗中明确有地称袁世凯是 “一夫窃国”，是必须征讨的“逆贼”，而且时机 已成熟，决不可迟疑。从诗中，还看到李大钊那种一往无前，不畏荆棘，匡 时努力的英雄气概。李大钊这次上海之行，未得预期成果，不久返回日本。 李大钊回到日本后，积极参与筹划组织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两次大会。 第一次是1916年4月2日，召开为反袁而殉国死难的烈士的追祭大会，同时 筹商声援民军计划，当场还发动捐款。参加大会的不仅有留学生，而且有侨 商各界。大会发表通电，致北京、上海的各报馆与各界，令袁世凯立即退位。 第二次大会是1916年5月7日召开的，是为了国耻纪念。会上回顾了一年前 日本为“二十一条”对华发出最后通牒而中国政府终于屈服之耻，并且反对 中国驻日使馆私设管理留学事务所以控制学生，尤其反对使馆还聘日本人作 为理事。两次大会，都发表了 《对友邦宣告书》，声明自己的活动方针与政 治主张;并发动捐款，会后即寄往国内正在浴血奋战的护国军与民军的前线。 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还担任 《民彝》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一篇重要文 章—— 《民彝与政治》。文章深刻系统地批判袁世凯的復辟罪行，批判他英 雄史观——历史唯心主义，封建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同时，进一步深 入阐明革命民主主义。李大钊这种批判，代表着当时反袁的最高理论水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李大钊东京留学，在课业的学习上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课堂以外 的学习上却取得很大收穫。由于课外活动的影响，第一学年11科的成绩平均 分数66.9分，排列第40名，列为丙等。但从课外的成绩来看，李大钊的收 获就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在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写作并发表9篇论文，共约10万字。除上述三 篇外，还有 《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厌世心与自觉 心》、 《青春》等。这些文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都不是考 试分数所能衡量的。在 《风俗》一文中，主要是对袁世凯进行道德批判。袁 世凯也曾痛心疾首，说社会风气不好，但究其原因，他却认为是下面搞坏的。 李大钊看法相反，认为道德人心之所以败坏，首先是上面搞坏的，是 “执政 之人”搞坏的。 “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 攘利之杰，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 “与人以术不以 诚，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乃受崇奖;有气有节，则遭摈斥。意向既 示，靡然向风，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面谀，青蝇惑 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袁世凯为首的政治中枢到了这一地步，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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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当然陷于败坏。李大钊号召爱国有志之士，我尽我责，以挽救社会风气。 《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主要批判袁世凯的极端专制主义，号召人民自 觉其固有之权威，形成自己的对抗力，使极端主义不能得逞。在 《国情》中， 主要批判袁世凯的客卿们以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国情”为由，从而主张实 行封建专制的论谬。由此可见，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批判袁世凯 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正是通过这些批判，使李大钊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迅 速成长，成为当时着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留学生中的重要理论家和革 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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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 由于反袁斗争的形势发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结束了两年多的留 学生活，回到上海，寓于孙洪伊处。 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主要是为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 形势。袁世凯的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