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地方分权的，而已经获得中央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和投靠他们的 政客官僚们，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和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主张加 强中央的高度集权。有的人还主张规定以孔教为国教或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 道为修身大本”。这次制宪会议，于 1916年9月5日开始，会议当中，段祺 瑞操纵的 “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年6月13 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 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1917年1月10日就宣告停刊。 《宪法公言》停刊后，李大钊应《甲寅》日刊的主编章士钊之请，到该 刊做编辑工作。他在该刊的5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文章。1917年6 月25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7月初，张勋拥废帝宣统復辟， 北京发生战事。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撰写《辟伪调和》、《暴 力与政治》等文，对梁启超、段祺瑞与张勋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的民主与法 治的阴谋与罪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段护法斗争，进行 理论阐述，给予坚决有力地支持。 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结束了反覆辟反段的流亡生活，返回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李大钊回京后将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创造理 想的青春中华而继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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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入北京大学与迎接世界新潮流 李大钊回到北京不久，老朋友章士钊来看他。章士钊也是刚刚接受新上 任的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院教授兼校图书馆主任。章 士钊为国惜才，决然举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接替自己的工 作。蔡校长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改革气魄和新思想的人，一贯求贤若渴，就 欣然地照准章士钊的推荐。1918年 1月，年仅29岁的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就 任。 在李大钊前进道路上，章士钊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最大。章士钊是最早与 黄兴一起进行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之一，是1903年拒俄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 领导人，也是本世纪初反清革命的重要宣传家。他曾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与逻 辑，造诣颇深。辛亥革命后从美国归来，曾主持上海的 《民立报》，后又自 办 《独立周报》，积极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 办东京 《甲寅》杂誌，这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一份杂誌。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在言论界除梁启超外，章应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 李大钊远在北洋法政学校上学期间，即倾慕章士钊的文章与为人，视为精神 上的师友。到东京后，因向 《甲寅》投稿被章约见，一见如故，相交甚深。 其后，虽所走道路不同，但个人友情却终身不渝。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文化气氛的结果。按 李大钊学历来说，他在日本留学仅仅两年，与北大用人传统及所任职务，是 并不相合的。从政治上看，李大钊刚刚从南方护法反段的战线上归来，他那 攻击段祺瑞毁法叛国的文字，墨迹尚未干。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蔡元培 校长对这位真正人才的重用。从章士钊说，他在北京大学以教授又兼图书馆 主任，当然更能提高声望，纯属有益无害;但是，他却一定要把主任之职让 给他的友人李大钊。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对于这一件事，章 士钊从来不说 “推荐”，而只说向蔡校长“动议”。这样做的理由，只说自 己“萦怀于政治”，不能充分利用图书馆主任这一条件来做学问，由守常担 任更能发挥其作用。其实，由于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深刻了解，他是能够预想 到这一件事的深远意义的。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 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 ‘五四’说起，无不唯 守常之马首是瞻。”李大钊从此成为现代新思潮和现代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 旗帜。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并就任图书馆主任，是他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中国革命，都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一批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结 合在一起。 李大钊在以前也一直关心与支持新文化运动，但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与 具体条件不同，他还不能全身心地与这场运动结合起来。他当时周围相与共 事的一些人物，都还不是站在新思潮前面的人物。如果永远与那些人在一起， 那是绝对不能成大气候的。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主持后，聘请了陈独秀、 胡适等第一流新人物，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思潮的中心，民众的心臟。李大钊 投入这个中心，无异于入海的蛟龙。 第二，他由此有了研究国外学术、思相、文化的最优越条件。 爱国救国从来都有不同的思想层次。李大钊的爱国救国思想从一开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