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却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一神秘天书的兴趣，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兴起了释读“红崖天书”的第三次高潮，其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目前已有十几种说法。
最新的一种解说认为它是建文帝的“伐燕檄诏”，隐藏着一段历史谜案。研究者认为明初“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躲避数月后，他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刻写于红崖之上。根据这一大胆的假想，研究者进而“破译”出“天书”的内容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炆(御製)。”
对此，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历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至于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红崖天书”来断定是证据不足的，至多只能是一种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
红崖天书
还有人认为，“红崖天书”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比殷代甲骨文更原始的图画会意文字，或称古图形文字。它有形可象，有意可会，其造字的原理和释读方法，与甲骨文一样。不过后者是前者图形的线条化，在表现方法上前者更原始，可说是古文字的雏形和活化石。通过辨别“天书”上每个图形所表现的物体，他们认为其应该是一则古时的“公告”。由此，还可以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从距今3200年的殷代甲骨文提前至新石器时代。
不过，更多的人并不认同于这一看法，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形肢解。还有人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们指出：“红崖天书”“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
也有学者指出，“红崖天书”本身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云贵、广西古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繫起来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在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也有古代的壁画，壁画的内容是表现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还有的人认为，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不是很恰当，因为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创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最正确呢?目前只怕还很难得出结论。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所说：“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对黔中“红崖天书”的释读和判定只能留待后人去完成了。
兰陵狂生《全瓶梅》作者之谜
有人形容明朝奇书《金瓶梅》“浑身是谜”，虽然略有夸张，却也不失贴切。单以《金瓶梅》的作者来说，就曾经有很多人做过专门的考证，但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不下三十余种说法，儘管每一种说法都看似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但总是留有一些疑惑之处，因此直到今天仍难有定论。
《金瓶梅》是明朝时出现的一部奇书，其生动的描述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恢弘的明朝市井生活画卷，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在通行的版本上，其作者署名都为“兰陵笑笑生”。数百年来，为了考证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学者们花尽心思，提出了很多假设，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观点：
一是“大名士”说。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为明朝文人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了清初，有人提出所谓大名士就是当时的着名文人王世贞。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大名士为李渔、赵南星、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贾三近、屠隆、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人的诸说，虽然各有说法，但都可以被归入这一类。
可以说，关于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说法起源是比较早的，也一直延续至今。但对于这一类说法，已经有人给予了反驳。他们认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虽然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语言组织才能，但书中大量抄录了前人甚至同代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说唱等，这种明显的抄袭和拼凑不大可能是“大名士”所为。而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一再说：“书画可临摹，文至临摹则丑矣。”“剽窃、模拟，诗之大病。”另外，《金瓶梅》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有少量前后脱节、错漏等现象发生，但全书结构内容上的不连贯、重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