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亨利四十三岁，同时也是四十三岁）
亨利：我在黑暗中苏醒，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我想要坐起来，却感到晕眩，不得不再次躺下。头很疼，我用手去摸，左耳后面肿了一大块。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我依稀看见楼梯的轮廓，那个“出口”标记，以及一只只高高挂在我头顶的荧光灯泡，孤零零地发出冷光，四周都是“笼子”的十字交叉的网格。这是纽贝雷，看来我已经被“笼子”困了好几个小时了。
“别慌张，”我大声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我停下来，因为我根本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我努力站起来，瑟瑟地发抖，我究竟还要等多久？同事看到我会怎么想？时辰终于到了，就要被揭开伪装，露出我自然界稀有怪胎的真面目了。不过，至少要说的是，我从没盼望过会有这么一天到来。
我前后走动，试着让身体暖和些，可是却头疼起来。我放弃了，坐在笼子中心的地板上，身体尽量缩成一团。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整个经过，假设各种可能出现的或好或坏的结果。最后我厌倦了，便开始在脑海里一盘接一盘地播放唱片。果酱乐队的《那是场娱乐》、艾尔维斯·考斯特罗的《药片和肥皂》、路·瑞德的《完美的一天》，正当我搜肠刮肚地回忆四人帮乐队的《我爱上了制服男人》的歌词时，灯突然亮了。肯定是纳粹保安凯文，他要开馆了。当我赤身裸体地被困在笼子里时，整个地球上我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就是凯文，也真巧，他一进来便很自然地注意到了我。我蜷缩在地上，学负鼠装死。
“谁在那儿？”凯文喊道，他的声音大得根本没必要。我想象凯文站在那儿的样子，面色煞白，伸长了脖子，立在楼梯那片雾蒙蒙的灯光下。他的声音在四周的混凝土墙上跳跃回响。他走下楼梯，站在最低一格台阶上，离我大概三米远。“你是怎么进去的？”他绕着笼子转，我继续假装不省人事，因为我不能解释，还不如充耳不闻。“我的天！是德坦布尔先生。”我能觉察到他站在那儿，张大嘴巴瞪着我。最后他终于想起了无线对讲机。“啊，十——四，喂，罗伊。”无法辨听的静电噪声。“呃，是，罗伊，我是凯文，呃，你能下来到A46区吗？对，在最下面。”一阵埋怨。“快点下来。”他关上对讲机。“上帝啊，德坦布尔，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是想要证明什么，不过现在你真的已经证明了。”我听见他四处走动，鞋子发出“吱吱”的声响，嘴里还在轻轻地嘟哝。我猜他一定坐到了台阶上。几分钟后，台阶上的门开了，罗伊走下来。罗伊是我最喜欢的保安，一位高大魁梧的黑人绅士，脸上总带着美丽迷人的微笑，他是总服务台里的国王，我每天上班都会被他的热情感染，心情愉快极了。
“哇，”罗伊说，“瞧瞧这是谁？”
“是德坦布尔，我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进去的。”
“德坦布尔？天啊天啊。这小子确实有暴露老二的癖好，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有一次我发现他在三楼过道里一丝不挂地跑步？”
“嗯，你说过。”
“呃，我想，我们得先把他弄出来。”
“他现在动都不动。”
“不过，他还在呼吸。你觉得他受伤了么？或许我们该叫辆救护车？”
“我们该通知消防队，得用那些气动大铁钳来把他救出来。”凯文听上去很激动。我可不要什么消防队或是医生，于是我痛苦地哼了一声，坐了起来。
“早上好啊，德坦布尔先生，”罗伊低声说，“你今天来得真够早的，对吧？”
“也就早了一点点。”我肯定了他，把双膝顶住下巴。我太冷了，牙齿紧咬得生疼。我打量着凯文和罗伊，他们也打量着我。“我想我是不能贿赂你们两位的吧？”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那要看，”凯文说，“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我们没法帮你保密，因为我们得没法把你弄出来。”
“不，不，我不指望那个。”他们放松了。“听着，你们帮我做两件事，我答应给你们一人一百元。第一件事情：我想请一位出去给我拿杯咖啡。”
罗伊露出了他一贯的总台国王般的表情，“不早说，德坦布尔先生，我可以免费帮你去拿。当然啦，你究竟怎么喝我就不知道了。”
“带根吸管。别拿走廊饮料机里的，出去帮我买杯真正的咖啡。要奶，不要糖。”
“一定照办。”罗伊说。
“那第二件事呢？”凯文问。
“我要你到楼上的特藏书库，在我桌子右下角的抽屉里找些衣服给我。如果不让别人知道你在干吗的话，再给你额外的奖励。”
“小事一桩。”凯文说。真奇怪，我以前怎么就这么讨厌他呢？
“最好把这个楼梯给锁上。”凯文听罗伊这么一说，点了点头，走过去关上门。罗伊站在笼子旁边，充满怜悯地看着我，“那么，你是怎么进去的呢？”
我耸了耸肩，“确实没有什么好答案。”
罗伊笑了，摇摇头，“好吧，你先好好想想，我去给你买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