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
“这可是宿命论的调子。”
“人总抱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也乐意接受它了。我总好像一个行动自由的人那样行动。可是一旦完成了行动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永恒的宇宙间的各种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我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是干了好事，我也不声称自己有什么功劳，而如果干了坏事，我也不接受任何责难。”
“我有点儿头晕。”
“来点威士忌吧。”克朗肖回答说，同时把酒瓶递给菲利普，“要想让头脑清醒一下，没有比喝这玩意儿更灵的了。要是你执意老喝啤酒，脑子就会变得愚钝。”
菲利普摇了摇头，克朗肖又接着说：
“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但是不愿喝酒。神志清醒反倒阻碍我们之间的交谈。不过当我谈到好事和坏事的时候……”菲利普明白他又接上了刚才的话头，“完全是依照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赋予什么特定的含义。我不愿对人类的行为划分等级，认为某些行为值得敬重，而另一些行为则会带来恶劣的名声。‘恶’与‘善’这两个字对我毫无意义。对任何行为，我既不称道赞扬，也不非难责备，而只是表示接受。我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就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世界上总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吧。”菲利普表示反对说。
“我只代表自己说话。只有在我的活动受到别人限制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就他们来说，每个人的周围也各有一个世界在不停地转动。每个人也都是他自身所在的宇宙的中心。我个人的能力大小，限定了我对他人的权利范围。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才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喜欢群居交际，所以才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即警察）和舆论的力量（即格朗迪太太[10]）来维持的。于是你面前就出现了以社会为一方，而以个人为另一方的局面：各方都是力图自我保存的有机体。彼此展开力的较量。我孤身一人，只得接受社会现实，但也算不上怎么勉强，因为我身为一个弱者，纳了税就可以获得社会的保护，不受强者的欺压。不过我是迫不得已才服从社会的法律的。我不承认法律的正义性：我不懂得什么是正义，只知道什么是权力。当我为取得警察的保护而纳了税，并在保卫我的房屋田产不受侵犯的军队里服过兵役以后（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实施征兵制的国家里），我就不再欠社会什么了。接下来，我就凭借自己巧妙的计谋来对付社会的力量。社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制定了法律。如果我犯了法，社会就会把我投入监狱，或者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样做，因而也就拥有了这项权利。如果我犯了法，我愿意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绝不会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惩罚，也不会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社会用名誉、财富以及同胞们的好评来诱使我为它效劳，但我既不在乎同胞们的好评，也不把名誉放在眼里。我并无什么钱财，但日子依旧过得很好。”
[10] 格朗迪太太，原为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1764—1838）所写喜剧《加速耕耘》中的人物。这位太太拘泥传统礼俗，爱说闲话，喜好挑剔苛求他人，引得邻居对她十分畏惧。后来格朗迪太太就成为“社会舆论”的代名词。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一切不就马上崩溃瓦解了！”
“别的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关心我自己。实际上，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获取酬劳才干事的，而他们干的事总会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我觉得你这么看问题，未免太自私了。”菲利普说。
“难道你认为人们做事竟有不出于自私的原因的？”
“是的。”
“那是不可能的。等你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可以忍受的生活场所，首先需要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你要求别人忘我无私，要求别人应该为你牺牲他们的愿望，这种要求是相当荒谬的。他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呢？人生在世都是为了自己。只有你承认了这一点，你才不会对同胞们有所奢求。他们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们。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一件事——欢乐。”
“不对，不对，不对！”菲利普喊道。
克朗肖咯咯地笑起来。
“我用了一个你的基督教精神认为具有贬义的词语，你就像一匹受惊的小马似的直立起来。你内心有个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欢乐位于阶梯的最下面；你还有点兴奋地谈到自足、责任、慈善和坦诚。你把欢乐只看作感官方面的享受。那些可怜的奴隶创造了你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他们自己几乎无法享有的乐趣嗤之以鼻。如果我说的是幸福，而不是欢乐，你就不会如此吃惊了。幸福这个词儿听起来不那么令人震惊，而你的心也从伊壁鸠鲁[11]的猪圈进入了他的花园。但我仍然要说欢乐，因为我看出来，人们图的就是欢乐。我认为他们图的不是幸福。在你实施每一项善行时，其中都潜藏着欢乐。人之所以有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