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华一如既往地流逝。
一九六九年，我姑姑佩格去世了，死于肺气肿。她抽烟一直抽到了生命的终结，她死得很艰难。肺气肿是个非常残忍的死法。面对如此巨大的疼痛和不适，没人能完全保持自我，但佩格却尽全力保持住了佩格 本色——乐观、热情、不抱怨。但慢慢地，她丧失了呼吸能力。看别人挣扎着喘气是件很可怕的事。那就像是目睹了一场缓慢的溺亡。最后，虽然我们很悲恸，但也很高兴她能够安详地死去。我们忍不了看着她继续受罪了。
我发现，在哀悼一个不仅活得精彩，而且离世时足够幸运，有心爱的人陪伴左右的老人的死时，能被视为“悲惨”的部分是有限的。毕竟，有那么多更糟糕的活法，还有那么多更糟糕的死法。从出生到死亡，佩格都是生活的幸运儿之一——关于这一点，没人比她知道得更清楚。（“我们运气好”，她以前常常这么说。）但是，安吉拉，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失去她依然让我很难受。甚至直到今天，甚至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依然相信没有了佩格·布尔以后的世界比以前更糟。
她的死带来的唯一一个好处是，它终于让我永久性地戒了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还活着。
这是那个好人给我的又一个慷慨馈赠。
佩格死后，我主要担心的是奥利芙会怎么样。她照顾了我姑姑那么多年——现在她要怎么打发时间呢？但我根本不用担心。萨顿广场附近有个长老会教堂，那里永远需要志愿者，于是奥利芙让自己派上了用场，管理主日学校，组织募捐活动，总体来说就是告诉别人该做什么。她过得挺好的 。
内森年岁见长，但个头依然没怎么长。我们让他在贵格会办的学校上完了所有的学，那是唯一一个对他来说足够温和的环境。我和玛乔丽一直想让他热衷点什么（音乐、艺术、戏剧、文学），但他不是会热衷什么的人。他最喜欢的就是安全感和舒适感。于是，我们让他的世界维持在温和的状态，让我们那个平静的小宇宙像茧一样把他保护起来。我们对内森的要求向来不高，我们觉得他原本的样子已经足够好了。有时候，我们只因为他又活过了一天就对他倍感自豪。
就像玛乔丽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得拿着长矛，在世界上冲锋陷阵。”
“没错，玛乔丽，”我对她说，“我们得把拿着长矛冲锋陷阵这件事留给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使社会变迁，即使结婚的人变少了，但艺术工坊的生意依旧很稳定。我们在一个方面是幸运的：我们向来不是一家“传统”的婚纱店，所以当传统过时的时候，我们依然与时俱进。我们一直在售卖受复古风格启发的婚纱——早在“复古”这个词流行起来以前就在卖了。所以，当反主流文化翩翩而至，所有嬉皮士都穿上了奇奇怪怪的旧衣服的时候，我们没有遭到排斥。实际上，我们找到了新的客户群。我成了许多腰缠万贯的花颠派 的裁缝。我给所有生活富足的银行家的嬉皮士女儿们做婚纱，她们希望婚纱能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从乡间的某片草地上蹦出来的，而且蹦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个大人了，而不像是出生在上西区，之后又在布里尔利学校 念过书的样子。
我很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安吉拉。
按理说，我不应该爱那个时期。在我那个年纪，我应该跟古板的老泼妇们一样，哀叹社会的瓦解才对。但我从来没有狂热地痴迷于社会现状，所以也并不排斥看到它被挑战。实际上，所有那些反抗、叛乱和富有创意的表达，都让我觉得欣喜。而且当然了，我爱那会儿的衣裳。多妙啊，嬉皮士们竟然把我们的街道变成了马戏团！一切都是那么无拘无束、妙趣横生。
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让我感到自豪，因为从某个层面来说，我身边的人已经预言了所有的转型和巨变。
性解放运动？我一直在干这件事。
同性伴侣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这差不多就是佩格和奥利芙发明的。
女权主义和单亲妈妈独自带娃？玛乔丽已经在那个领域巡逻了很久。
憎恶冲突，热爱非暴力？好吧，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叫内森·劳特斯基的可爱小男孩。
我可以怀着最骄傲的心情，一眼望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所有文化巨变和转型，心知：
是我的家人最先到的。
随后，一九七一年时，弗兰克请我帮个忙。
他，安吉拉，问我愿不愿意给你做婚纱。
这从很多层面来说都让我吃了一惊。
首先，听说你要结婚了，我真的非常惊讶。这跟一直以来你父亲口中的你似乎并不吻合。他对你特别骄傲，因为你在布鲁克林学院念完了硕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完了博士——当然，学的是心理学。（有我们那样的家族史，他常说，她还能学别的吗？）你决定不开私人诊所，而是到贝尔维尤医院工作——每天都把自己暴露在最严重、最压抑的精神病例中——他对此深感好奇。
工作已经变成了你的生活，他说。他完全赞同。他很欣慰你没有像他一样，年纪轻轻就结了婚。他知道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