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夏末，我姑姑佩格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是布鲁克林造船厂的负责人寄来的。信上说，造船厂很快就要永久关停了。城市正在转型，海军认为在这么昂贵的都市地段维系造船业不太实际。不过，在关停之前，造船厂会举办一次隆重的聚会——再一次敞开大门，向二战时期所有在那里英勇奋斗过的布鲁克林工人致敬。恰逢战争结束二十周年，这样的庆典显得尤为贴切。
负责人办公室的员工整理了一遍文件，在某份老文书上发现了佩格的名字，那份文书将她列为一个“独立娱乐活动承包商”。他们通过城市纳税记录成功追踪到了她，想知道布尔夫人是否可以考虑在造船厂聚会这天组织一场小型纪念演出，庆祝战时工人们取得的成就？他们想要一部怀旧的作品——按照以前战争年代的风格，唱唱跳跳二十分钟左右就行。
要知道，没有什么会比接下这份差事更让佩格开心。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身体不行了，她那个高大的身躯正逐渐变得衰弱。她得了肺气肿——这并不意外，毕竟她一辈子都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还有关节炎，而且眼睛也开始看不清了。她解释说：“医生说我没什么大问题，小不点儿，但我身上也没什么正常的地方了。”
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几年前她从任职的高中退休了，而且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走动了。我、玛乔丽和内森每周都会跟佩格和奥利芙一起吃几顿晚饭，但佩格差不多只能兴奋到这个地步了。大多数夜晚，她会闭着眼睛平躺在沙发上，使劲喘着气，而奥利芙则会给她读报纸体育版的文章。所以说，不行，很不幸，佩格是不可能为布鲁克林造船厂组织纪念演出的。
但我却可以。
事实证明，这件事比我想象得容易——也有趣得多。
过去那会儿，我帮忙创作了那么多滑稽小品，我猜这本事我一直没丢。我从奥利芙的高中雇了一些话剧社的学生，让他们给我当演员和伴舞。苏珊（我那个热衷现代舞的朋友）说她来负责编舞，虽说舞蹈不用太复杂。我从沿街一家教堂那里借了个风琴手过来，跟他一起写了一些简单的老歌。当然，戏服是我做的，这简单得很：不过就是一堆吊带裤和工作服而已，不论男女都穿这些。我在女生的头上围了一些红色方巾，又在男生的脖子上围了同样的红色方巾，齐活 ——现在他们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把所有舞台装备都拉到了破旧的造船厂，为演出做准备。那天早上天气晴朗，码头上刮着大风。狂风不停地从海湾升腾起来，把大家的帽子都吹掉了，但是来的人不少，而且这庆典有种狂欢节的感觉。一支海军乐队在演奏老歌，一个妇女辅助队在为大家提供饼干和茶点。几个高级海军军官在谈论我们是如何赢下那场战争的，以及我们会如何赢下未来的所有战争，直到世界末日。二战期间，有一位女性获批在造船厂当焊接工人，这还是首例。这个人进行了简短、紧张的发言，她的声音比你从这样成就斐然的女性身上所期待的要温顺得多。一个膝盖已经干裂的十岁姑娘唱了国歌，她身上的裙子明年就穿不下了，现在也并不保暖。
然后，我们的小型演出就开始了。
造船厂的负责人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部讽刺小品。我对公共演讲并不感冒，但还是成功地挺了过来，也没有让自己大难临头。我告诉观众我是谁，以及战争年代我在造船厂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开玩笑说萨米餐厅的饭很难吃，结果还记得这件事的人发出了零星笑声。我感谢观众席中的老兵做出的贡献，感谢住在布鲁克林的家庭所做的牺牲。我说我的亲哥哥曾经也是海军军官，他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丢掉了性命。（我本来还害怕自己在发言时无法面不改色地熬过这一环节，但我做到了。）然后我解释说，我们会再现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动员式小品，我希望它能鼓舞在场观众的士气，就像它曾在午休时为工人们打气一样。
我写的这部剧描绘了在布鲁克林造船厂的流水线上造军舰的日常。身穿工作服的高中生饰演的工人高兴地唱唱跳跳，这些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得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保障。为了迎合我的观众，我往剧本里掺杂了大量俚语化的对白，希望造船厂的老员工还记得它们。
“借过，将军的车来了！”一个年轻女演员边推手推车边大喊。
“别挑三拣四的！”另一个姑娘冲某个正在抱怨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的角色喊道。
我给工厂厂长起的名字是懒蛋先生，我知道所有老员工都能领会这个名字的含义。（“懒蛋”是造船厂老员工形容“工作偷懒的人”时最爱用的说法。）
你看，这达不到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水准，但观众好像还挺喜欢它的。而且，话剧社的高中生们演这部剧时也很开心。不过对我而言，最棒的还是看着小内森——我那个十岁的甜心，我亲爱的宝贝男孩——同他母亲一起坐在前排，面带惊奇地看着这场演出，你会以为他是在看马戏表演。
我们以一首叫《没时间喝咖啡！》的歌为这场演出盛大收尾，它讲的是在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