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女性朋友，我有很多个。
当然，玛乔丽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佩格和奥利芙永远都会是我的家人。但我和玛乔丽身边还有很多其他女人呢。
比如马蒂——她是纽约大学的文学在读博士，既聪明又风趣，我们是某天在卢瑟福广场的免费音乐会上认识的；比如凯伦——她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接待员，想当画家，曾跟玛乔丽一起在帕森斯念书；比如罗温，她是妇科医生——我们都觉得这很了不起，也很有用；比如苏珊——她是一个对现代舞心怀热忱的小学老师；比如考莉，她是街角花店的老板；比如安妮塔，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事无成——但她给我们配了一把格拉梅西公园的钥匙，所以我们一直很感激她。
还有更多的女人进入了我的生活，然后又离开。有时我和玛乔丽会失去一个结了婚的朋友；其余时候我们又会认识一个离了婚的朋友。有时某个女人会搬出这座城市，有时她又会搬回来。生活的潮水涨涨落落，我们的朋友圈扩大又缩小，然后再次扩大。
但我们这些女人的聚会地点永远都是那一个——第十八街我家的屋顶上，从我卧室窗外的防火梯就可以上去。我和玛乔丽拉了一堆便宜的折叠椅上去，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在屋顶上共度良宵。在一个又一个夏天里，我们这一小群女人会结伴坐在纽约城里姑且可以被当作星光的亮光之中，抽烟、喝劣质酒、在半导体收音机上听音乐，与彼此分享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扰。
在一波无比闷热的八月热浪来袭时，玛乔丽成功地把一个巨大的立式电扇拖到了屋顶上。她把这东西用一根长长的工业延长线接到了我厨房的电源插座上。在我们其余人眼里，这让她成了达·芬奇那个级别的天才。我们会坐在电扇吹出的人工凉风中，撩起上衣让胸部凉快凉快，假装我们正在某个异域风情的海滩上。
这些是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最快乐的一些回忆。
正是在我们小小婚纱精品店的屋顶上，我知道了这个事实：当女人们聚在一起，而且又没有男性在场的时候，她们不需要特意成为什么——她们只要做自己 就好了。
而一九五五年，玛乔丽怀孕了。
我一直害怕怀孕的会是我——很明显，聪明人都会打赌是我——但中招的却是可怜的玛乔丽。
凶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已婚艺术教授，她跟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婚外情。（不过，如果玛乔丽能“别老带着犹太人的那股劲儿”的话，她会说凶手是她自己，因为她在一个已婚男人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生命，而这个人只会不停地保证他要为她抛弃妻子。）
她公布这条消息的那个夜晚，我们一群人都在屋顶上。
“你确定吗？”罗温，那个妇科医生，问道，“要不要来我的办公室做个检查？”
“我不用做检查，”玛乔丽说，“我的月经没来，没来，没来。”
“没来，多久没来了？”罗温说。
“哎，我一直都不规律，但可能有三个月了？”
当女人们听说自己人意外怀孕了之后，她们会紧张不安地沉默下来。这是最严重的事情。我能感觉出，在玛乔丽告诉我们更多之前，我们谁都不想再多说一个字。我们想知道她有什么计划，这样我们就可以支持这个计划了，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但在扔下这颗炸弹之后，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没有追加任何信息。
最终我问道：“乔治是怎么看这件事的？”乔治，当然就是那个显然很喜欢跟犹太姑娘上床的反犹已婚艺术教授。
“你为什么觉得是乔治干的？”她打趣道。
我们都知道是乔治干的。一直都是乔治。当然是乔治了。很多年以前，当她还是乔治当代欧洲雕塑课上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的时候，她就被他迷住了。
然后她说：“不，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觉得我是不会告诉他的。我不再见他就好了。从此跟他一刀两断。至少我终于有充分的理由不跟乔治上床了。”
罗温直入主题：“你有没有考虑过终止妊娠？”
“没有。我才不会干这种事呢。也没准我干得出这种事，但已经太晚了。”
她又点了一支烟，又喝了一口酒——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怀孕就是这样的。
她说：“我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有点像是未婚母亲之家，但是比一般的收费要高，你可以住单间什么的。我的理解是，那里的客户年龄会稍大一些，都是手里有点钱的女性。我可以在快要生的时候去那边，就是我没法再藏着掖着的时候。跟大家说我是去休假了——虽然我一辈子都没休过一次假，所以没人会信，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他们甚至说可以把孩子送到犹太家庭里去——虽说在加拿大那地方，谁知道他们准备上哪儿去找犹太家庭呢？反正我不在乎宗教信仰的事，这你们都知道。只要是好人家就行。那个机构看上去挺好的。很贵，但我能搞定。我可以用去巴黎的钱。”
玛乔丽就是这样，在寻求朋友的帮助之前，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且她的计划很周全。但我的心依然很痛，这些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