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我尽量迅速地把接下来二十年的人生告诉你。
我留在了纽约（当然了——不然我还能去哪儿？），但这座城市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很多东西都变了，而且变得那么快。佩格姑姑在一九四五年那会儿就提醒过我，这势必会发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一切总会不一样的。我以前见识过。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都应该做好适应的准备。”
哎，在这点 上她自然说对了。
战后的纽约是一头既富有又不耐烦、饥肠辘辘却又日益健壮的猛兽——尤其在中城区，为了给新办公大楼和现代化住宅楼腾地方，整个街区的老红砖房和商店都被拆掉了。不论走到哪儿，你都得在碎石瓦砾中艰难前行——好像这座城市到头来还是 被炸了一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很多我和西莉亚·雷以前经常光顾的光鲜亮丽的地方都关张了，取而代之的是二十层高的集团大楼。聚光灯关张了，重拍夜总会关张了，斯托克夜总会关张了，数不清的剧院关张了。那些曾经光彩照人的街区，如今看上去像被打烂的嘴一样，稀奇古怪的——原先一半的牙齿都被打掉了，一些闪闪发亮的新假牙被随意插在了里面。
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一九五零年——至少对我们那个小圈子而言是这样。莉莉剧院就是在那个时候关张的。
注意，莉莉剧院不仅仅是关张了：她被拆毁了。那一年，为了给纽新航港局客运总站腾地方，市政府毁掉了我们那个美丽的剧院。虽然它七扭八歪、稀里糊涂的，但还是堡垒般的存在。实际上，我们的整个街区都被拆掉了。在终将成为世界最丑车站的那个地方波及的范围内，每家倒霉的剧院、教堂、联排房、餐厅、酒吧、中式洗衣店、投币式电玩城、花店、刺青店和学校——全都被拆了。甚至就连劳特斯基缝纫用品及二手服装市场——也没了 。
就在我们眼前化成了灰。
至少市政府待佩格不薄。他们因为那栋楼赔了她五万五千美元——这在过去那会儿已经很不错了，那时候我们街区里的大部分人一年只能靠四千美元过活。我想让她抗争一下，但她却说：“这儿没什么可争的了。”
“我就是不敢相信你竟然能抛下这一切！”我哀嚎道。
“你不知道我能抛下什么，小不点儿。”
顺便说一句，关于“这儿没什么可争的了”这件事，佩格一点都没错。占领这片街区的时候，市政府在行使一项叫作“征用权”的政府权力——这听上去很邪恶，让人束手无策，实际也是如此。我因为这事生了很大的气，但佩格却说：“抗拒改变就是自食恶果，薇薇安。如果有什么东西要结束，就让它结束好了。反正莉莉剧院已经风光不再了。”
“这话不对，佩格，”奥利芙纠正道，“莉莉剧院从没风光过。”
从她们各自的角度来说，她们两个说得都对。战争结束以来，我们一直苟延残喘着——几乎没办法靠那栋楼生存下去。我们剧的上座率比以前还低，我们最顶尖的人才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回到我们身边来。（比如：本杰明，我们的作曲，选择留在欧洲，跟一个开夜总会的法国女人定居在了里昂。我们很爱读他的信——他的制作人和乐队指挥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但我们当然很怀念他的曲子。）而且，周边街区的观众已经不吃我们这套了。现在大家更高雅了——即使在地狱厨房也是。战争把世界炸裂开来，空气中填满了新的点子和品位。我们的剧在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显得过时了，如今它们就像是从更新世 走出来的一样。再也没有人愿意看杂耍般土里土气的歌舞剧了。
所以说，是的：不论我们的剧院曾经拥有过多么不起眼的辉煌，到了一九五零年，那辉煌也早已远去了。
即便如此，这还是让我觉得很痛苦。
我只希望自己能像爱莉莉剧院那样爱客运总站。
拆除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佩格坚持要去现场。（“你不能怕这些东西，薇薇安，”她说，“你得有始有终。”）于是，在那个重大的日子里，我站在佩格和奥利芙身边，看着莉莉剧院轰然倒塌。跟她们的隐忍比起来，我差远了。看着落锤破碎机砸向你的家、你的历史——砸向那个真正塑造 了你的地方——哎，这需要一定程度我尚不拥有的骨气。我忍不住崩溃了。
最糟糕的不是这栋楼的前脸砸下来的时候，而是大厅内壁被拆除的时候。突然间，你可以看到那个老旧的舞台以它从未想示人的面貌出现在你眼前——赤裸裸地暴露在残忍无情的冬日阳光里。它的破败不堪被拽到光天化日之下，待所有人见证。
不过，佩格是有勇气承受这一切的，她甚至都没有退缩。那个女人是用结实得很的东西做成的。在落锤破碎机把它在一天之内能搞的破坏全部搞完之后，她笑着对我说：“我跟你说点事，薇薇安。我不后悔。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在剧院里度过一生会有趣得很。上帝作证，小不点儿——它真的 很有趣。”
佩格和奥利芙用市政府给她们的钱在萨顿广场买了套很棒的小公寓。甚至在买完公寓后，佩格还有钱剩下，足够给赫伯特先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