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在比利的房间里醒来。这次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西莉亚，没有宿醉，没有灾难。
我得承认：一个人独占这张床的感觉真好。
有那么一会儿，我听着莉莉剧院逐渐复苏的声音。我从没想到我还能再听到这些声音。肯定有人在洗澡，因为水管正砰砰地抗议着。两部电话机已经响了起来——一个在楼上，另一个在楼下的办公区。我太高兴了，感觉轻飘飘的。
我披上睡袍，溜达着去给自己做咖啡喝。我发现赫伯特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还是老样子——穿着汗衫，盯着记事本，喝着山咖，为新剧编着笑话。
“早上好，赫伯特先生！”我说。
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让我震惊的是——他居然笑了。
“看来你被复职了，莫里斯小姐，”他说，“很好。 ”
那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佩格和奥利芙到了布鲁克林造船厂，了解手头的工作。
我们是从中城区上的地铁，在约克街车站下的车，然后又换了一辆有轨电车。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我几乎每天都这样通勤，遇上过各种各样的天气。我会和成千上万个上班族一样沿着这条线路通勤，大家全都准点换着班。通勤的路程很无聊，有时候甚至会累到让人丧失斗志。但在那一天，一切都是新的，我心里很激动。我穿了一套很时髦的淡紫色西装（我再也不会穿着这么好的衣服去那个脏兮兮、油腻腻的地方了），头发卷卷的，很干净。我随身带着证件，这样我就能正式就职成为海军雇员了（入职船坞和码头局，职务类别：技工）。这份工作的薪水是每小时七十美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姑娘来说算是发财了。他们甚至还发给了我一副护目镜——虽然对我的眼睛造成最大威胁的，是佩格吹到我脸上的烟灰。
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果不算在克林顿老家时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做的工作的话，而那个真的不该算进来。
又要见到奥利芙了，我很紧张。我还在因为我的恶劣行径，以及因为需要她把我从沃尔特·温切尔的魔掌中救出来而感到羞耻。我怕她会狠狠地训斥我一顿，或者不给我好脸色。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跟她独处了一会儿。我、佩格和她正在往楼下走，准备出门去布鲁克林。佩格需要跑回楼上去拿她的保温杯，于是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只有我和奥利芙站在莉莉剧院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口。我觉得这是道歉的好时机，以及谢谢她勇敢地救了我。
“奥利芙，”我开口了，“我欠你一笔大的——”
“哎，薇薇安，”她打断了我，“别这么斤斤计较 。”
这事就这么结了。
我们有工作要做，没工夫说些有的没的。
具体来讲，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
军方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每天在布鲁克林造船厂演两场戏，就在沃拉博特湾一家熙熙攘攘的食堂里。你要明白，安吉拉，造船厂特别大 ——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造船厂——建筑物占地八十多万平方米，战争期间近万名员工一刻不停地在里面工作。造船厂里营业的食堂有四十多家，而我们只负责其中一家的“娱乐与教育”。我们的食堂是第二十四号食堂，但大家都管它叫“萨米”。（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家的三明治特别多？或者也许是因为我们的主厨是塞缪尔森先生？）萨米每天要喂饱上千号人——它把大堆大堆歪七扭八、无精打采的食物，提供给同样歪七扭八、无精打采的工人。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筋疲力尽的工人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助助兴。但我们不止助兴而已，我们还要负责动员。海军通过我们传递消息，激发斗志。我们必须时刻让大家对希特勒和裕仁满腔怒火（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讽刺剧里把希特勒杀死了那么多次，我无法相信这位远在德国的男士竟没做关于我们的噩梦）。但我们也得让工人操心在海外打仗的男孩子们的福祉——提醒他们：但凡他们在工作上偷懒了，就会将美国水手置于危难之中。我们必须警告大家，间谍无处不在，管不住嘴就会沉船。我们要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通报最近的新闻。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们还得应付军方的审查员，他们常常坐在第一排看我们的表演，以确保我们没有偏离党的路线。（我最喜欢的审查员叫格申先生，人很和善。我跟他相处了太久，都变得像一家人了。我参加了他儿子的犹太教成人礼。）
我们要把以上所有信息在三十分钟的时间内告诉工人，一天两次。
连续三年。
而且我们必须让素材好玩、有新鲜感，不然观众可能会朝我们扔食物的。（“重回一线的感觉真好啊。”佩格在观众第一次嘘我们的时候开心地说道——我觉得她是真心的。）就我们的“剧场”而言，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海军没给我们什么发挥空间。食堂前面有个小小的舞台——其实就是个用粗糙的松木搭成的台子。我们没有幕布，也没有舞台灯光，我们的“乐队”不过就是一架立式酒吧钢琴而已，弹钢琴的是一位本地小老太太，名叫莱文森太太，她敲琴键的时候是那么用力（这与她的身型是